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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摘要]：本文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学者重新阐释为复数意义的“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转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认识和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首先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根据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的说法，有三个历史诱因：第一是资本积累成为社会主题，“当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不得不接受它们二流的地位，必须拥抱，或至少是迎合市场，否则就要做好被粉碎的准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第二是商品拜物教的盛行，“围绕着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给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制造、所出售和购买的产品表面上魔幻般的个性。这种迷恋，典型地表现在品牌名称和广告口号之中，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2]第三是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主题，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一个时代的观念并不是注定要反映统治阶级的观点，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趋向于吻合统治阶级的利益。”[3]简要说来，这种批判指向注意到发达国家的两个重要现实：首先是政治和经济的权力结构对信息传播和文化实践的影响，分析信息传播的具体语境和传播行为的动力机构的相关性；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文化导向使得信息传播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进行内外扩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与此相关的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组合成新的支配结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向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工业”的定义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角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化工业”分析，逐渐转向复数性质的“文化产业”分析，从而深入到文化产业经济学的内部结构，不再把文化传播产业本身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整体，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内在结构和职业关系的产业体系。批判角度不再是像原先那样过于强调宏大叙事的道德评判，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产业的多结构和多样化的发展交织着个人生活与社会议程、公共服务与消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技术统治与技术解放等诸多相互参照的力量，不但呈现出既协调又交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演化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伴随这个概念转型的过程，不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 　　单数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这个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他们认为，建立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平台上的文化工业支配着一种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也与审美形式无关，而是把人们的潜意识转换成顺从意识形态的道具和载体：“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只是就文化工业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产品中的技术的充分潜力的影响而论，它依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它寄生在外在于艺术中的、对物品进行物质生产的技术上，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也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虑。[4] 　　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更多地是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适应于任何其他商品的同样原则的支配。因此，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文化工业”的产生，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文化工业”的生产中所包含的操纵，虽然主要目的是在于获利的可消费性而非意识形态的效果，在特殊情况下，却能够很容易地和预谋的政治操纵结合起来。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文化工业逐渐形成一个“完美地适合于法西斯主义”的貌似无私的权威这个方面强调广播在过渡到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广播终于成为“领袖”（Fuhrer）的普遍喉舌。而电视追求的伪现实主义，充满定型人物和固定模式，具有一种经久不变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深层结构，它把观众的视觉认同与观众内心的保护需求联系在一切。 　　显然，文化工业是一种和利润原则、制作技术、公司经营和市场操作的相关的产业结构，变成了“束缚意识”的手段：“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5]第一，文化工业产品按照规范程序制作，包括各种媒介文化的文本、技术和效果的格式，从而达到文化工业产品的高度同质化。这种以消除个体认知差异为代价的媒介文本抹杀了受众的自主性、自发性和个体性，力图限制受众的思考能力，鼓励受众的心理顺从，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