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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教师教育 ——专访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 黄 菊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摘 要：许美德教授运用比较教育之镜透视中国教育，分析中西教育文明的互惠互鉴，探索从“文明对话”的视角建立全球教育关系新途径。她批判价值中立的研究，转向价值明确的比较教育研究法框架，探究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介绍给世界。她追溯了“师范”一词的含义，强调它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中国的教师教育必须有效地结合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的传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 关键词： 比较教育；文明对话；教师教育；许美德 许美德教授是当今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和汉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专家之一，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教育、科学与文化处的首席参赞（1989-199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系主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国际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专业教授。 2015年5月9日到5月13日,许美德教授应邀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加拿大—中国教师教育和学校教育互惠学习”第二届年会, 在会议期间特对许教授进行了专访。 许美德教授的学术经历与教育研究 笔者：许美德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汉学家和著名的比较教育研究专家，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比较教育学的？ 许美德：我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二战投降的那天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沿海的一个海军基地，我的父亲是一名加拿大海军。我成长于加拿大最多元化的城市多伦多，本科在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系（Classics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学习，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我对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的一个亲戚是传教士，在香港办了一所小学。1967年我本科毕业后，经父母的同意，借看亲戚的机会，到了香港，到圣公会的一所中学当中学老师，教英语、历史、宗教等课程。当时的香港还很穷，但他们如此友善、勤奋，使我渐渐产生出一种中国情愫，留在那里从事了11年的中学教学。在香港莆一开始，我便开始学习粤语，达到了流利的听说读写的程度。随后，我对儒学、中国哲学及其相关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1974年到1975年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普通话。 我明白要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进入中国内地。我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这个消息冲击力太大了，人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正如大家所见，邓小平主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我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变化，也意识到如果想要在中国工作和参与建设，需要提高自己的学历。1978年9月我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深造，师从布莱恩.霍尔姆斯(Brian Holmes)教授学习比较教育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我继续在霍氏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关注20世纪中国大学与西方的学术关系和交流经验。 笔者：您还是一位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特别是您从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您是如何和中国高等教育结缘的？ 许美德：1980年，怀着对中国的热爱，我申请到中国工作，并于1980年2月到1982年3月，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到复旦大学任教，收集有关博士论文的数据。我当时就决定了未来研究的两大使命：一是研究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模式，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比如中国向苏联学习，但后来又与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此，中西方政治经济的交流，一定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希望能帮中国分析、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历史中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冲突，把与西方交流中的不适当之处指出来，探讨外来的文化教育与中国的结合；二是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事，并且影响到了欧洲。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早在16世纪到中国，惊叹于中国的儒家文明, 盛赞中国科举制度。他一生著述丰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中国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 1984年我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做博士后。正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发展协议计划，对中国高等教育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准备给中国的大学提供12个大额贷款[1]，帮助其恢复硬件和重建设备。作为唯一的既了解中国，又有流利的中文交流能力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学者，我也有幸参与到这两个项目之中。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