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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与中国的变迁 一、第一代留学生命运多舛 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至今已有153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也长达128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从涓涓细流，到洪波巨浪，曾经跌宕起伏，几起几落，折射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足迹。 1847年，当容闳随着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时候，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那时国人对海外世界因茫然无知而充满恐惧，出国留学更属史无前例，是祸是福，难以逆料。而容闳在外国传教士的资助下，毅然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年青人象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若干年后，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 清政府最初选派的留美学生是120名幼童。这次虽然是政府官派，但当时国人风气未开，上层富家子弟仍然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以至于费了很大周折才凑足120名留学候选名额。应选者大都是贫寒子弟。清政府要求这些出洋幼童的父母在保证书上画押，倘其子弟在国外发生“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试想，当时大户人家谁肯将自己的子弟送上这样一条不明生死的出国之途！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的情形。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事。 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这120名留美幼童又仿佛是120朵过早开放的花蕾，因为缺乏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最终沦为夭折的境地。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担心出国幼童适异忘本，沾染外洋恶习，离经叛道，而将幼童中途撤回。 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但当时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只让他们学习一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制船造炮之类的技术工艺，回国后也只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技术工匠使用，不仅不鼓励，反而反对出国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更无意将他们训练成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型人才。在20世纪以前，中国国势虽已衰颓不堪，而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回国留学生甚至不能加入正途士大夫行列，而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之中后来虽然涌现出了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以及象詹天佑等少数著名的工程师，但这不过是清政府“种豆得瓜”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代留学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的。 二、20世纪初期，留学生时来运转 留学生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是20世纪最初20年间的事。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全国推行一系列“新政”。其中之一是废科举，兴学校，奖励出国留学。在政府的倡导下，青年学子纷纷买舟出国。一时间，中华大地迅速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生也从此时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留学国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的90％以上。原因主要是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同”。这个时期，留学专业多集中于政治、法律等学科。留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们又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但这一代留学生的专业造诣有限，不少人刚刚步出私塾书院之门，便踏上了出洋渡海之舟，出国后大多只接受到粗浅的初等教育，真正进入外国大学学习的极少。 20世纪初期，中国大多数士民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已开始丧失信心，对西方文化由自卑而衍生景仰之心。这种景仰很快转化为崇尚留洋归来的学子。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留学是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捷径，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救星。只要翻开那时的报刊书籍，这样的言论触目可见：“留学生者，20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最崇洋的时期，也是留学生地位最崇高的时期。那时，一位留洋归国学生可真是说一不二！像胡适那样二十六七岁还没有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即可问鼎北大者，甚至傲视士林者，比比皆是。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的主人公说：“留洋归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也未尝不是那时归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三、五四以后，留学生学贯中西 论留学生的质量，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堪称是真正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一代。在留学地域上，这一时期留学日本者虽仍很多，而留美、留欧者亦复不少；在留学专业上，比前两代留学生有较大拓展，不再集中和偏重于某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一方面秉承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与前两代出洋学子相比，他们的“西学”程度要深，而与以后几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