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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化进程中内因与外因关系新探 二 〇 一 一 年 六 月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内因与外因关系新探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和日本经历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很快形成了发展差距。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转型过程。面对这一历史命题，中日两国交上了各自的答卷。在现代社会的今天看来，答卷的孰优孰劣虽然为更多人所关注，但是在答卷的过程中，即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变量影响因素或许更值得学界考量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其中一个大问题便是如何把握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散开去，有众多问题需要提出：怎样看待外部因素的作用？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依靠内部的现代性因素的孕育、积累而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外因是否像我们经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促进内因发展的“条件”？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二者是怎样相互转化的？类似这些问题都是研究中日现代化比较中所要解决的课题。 问题不止如此。中国和日本都是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才开始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显然日本走上了中国的前头。这又是为什么呢？相对于中国来说，当时日本受西方的冲击是温和的而且是很小的。应该承认的是，西方列强对日本兴趣不大、对日本的冲击较小，是日本在20世纪没有沦落为殖民地并顺利地进行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冲击大更容易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带来迅速的变化，而冲击小则很难摧毁旧结构从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停滞不前。然而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脱离了这一规律而导向了不同的结局。由此不免又提出问题：外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内因在社会现代化中有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二、研究框架 （一）现代化的有关理论 传统社会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主导了对现代化的研究,前者发展自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致力于考察传统社会和文化怎样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后者则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现代化的外部因素,认为现代化导因于其“依附”的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对非工业国家的冲击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根本障碍。韦伯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确立并启发了人们对现代化的多元化研究。其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内因和外因的影响因素上。面对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内因和外因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占据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国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根据根本动因的来源不同,把现代化进程分成两种类型,即“内源型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和“外源型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前者指现代化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发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后者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这两种类型分别是早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的特征。 关于现代化的先发性和后发性，美国社会学家麦里安·J．列维曾著有《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一书。在书中，列维区分了现代化的“先行者”（Firstcomer）和“后来者”（Latercomer）两个概念。先行者是指那一社会的人民以某种方式发展为一种被称为现代化的模式，而这些模式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后来者则是指，无论依靠外力或意志力或兼而有之地吸收或是试图吸收发达国家的上述模式。在列维看来，先发国家是由于自身内部因素即内因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英美等国；后发国家则更多的是由外部因素即外因导致的社会内部变革才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如日俄。 （二）内因—外因分析模式 我们对具体的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一直为内因-外因分析模式所支配。内因-外因分析模式指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对哲学范畴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成为人们分析和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因此，对于现代化研究,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内因-外引分析模式的基础上的。 内因和外因是引起一切社会变迁包括现代化的基本因素。虽然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但是内因和外因在不同对象的意义上恐怕会有不同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化。现代化其本身是“内因”，这是运动的规定性，但是现代化的开启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交融，现代化作为一场人类的世界性的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和文明运动才拉开了其历史性的大幕。罗荣渠先生就曾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都不是一般的社会变动,而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即社会革命过程。这样的历史运动不同于改朝换代,不是任何单一因素可以支配的,它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由此看来，单纯地对内因或者外因进行分析，是无法获得清晰而深入的认识的。面对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