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结构中的利己动机与道德表现.docx

总第90期,2001.5ACADEMICSINCHINANo.5Sep.2001制度结构中的利己动机与道德表现○尚永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31)与现代社会相对而言,古代中国的安定与有序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上,它的“命由天定”的天命观“、君君臣臣”的忠孝观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护社会等级的机制,使“各安其位”的伦理道德得以成为最高裁判。因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制衡是以道德裁判为其鲜明特色的。这种道德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闲言碎语,而是一种法则,它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上帝系统的先王与今上;二是凡俗系统的圣贤与经典及其解读者。他们代表了道德法则的最根本来源与最高标准,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制度构成中一种近乎完美的约束机制。然而,我们总是致力于对它的批评,而忽视了道德法则的这两个层面对于一种稳定的合理制度(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今天)的胶合与制约意义。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些看似古板的繁文缛节的节制意义。当一个帝王的私生活甚至床第之事也被规定得一板一眼的时候,制度的制约意义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在新时代倒塌的时候,与之共存亡的制度要素也就成了我们指责的对象。如果它确实值得指责,那它就在以下两方面具有被指责意义:一是当下新制度的建设需要这个反面教材,以免重蹈覆辙;一是指责过去以凸现当下制度的光明与高明。这两种指责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前者是希望制度更好、离旧制度的“坏块”更远一点,后者认为现有的制度已经够好,至少是已经完全不同于那个倒塌的制度。问题在于,(1)仅仅以旧制度的坏块作参照物,对新制度是否有直接有效的借鉴意义?(2)即使是最好的新制度,是否就完全脱离了旧制度的遗传而另起炉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类的历史将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事情远远要复杂得多,历史的传承性就像生物个体的遗传性一样地不可避免,我们根本上就不能随意地将传统的坏块与精华区剥离开来。我们甚至不能先验地判定谁是坏块谁是精华,因为历史及其传统不是皮儿瓤儿一目了然的饺子。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一样:“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作者简介:尚永琪(1969—),吉林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生《,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辑。—203—学术界2001.5·学者专论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是那些从文本上可以读到的轰轰烈烈的事件,而恰恰是那些乏味的、翻来覆去重复的、构成我们的存在特色的那些“杂事”。所以,我们自己的历史给我们的借鉴,如果我们觉得有意义的话,往往在为我们提供反观资源的同时,也在文本、观念、社会结构、社会认知诸方面为坏块的花样翻新提供了精彩背景与台词,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汲取所谓“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历史来“资治通鉴”,总是非常有利于旧制度的有效延伸,它在意识形态、操作体制诸方面为蕴涵于当下社会的传统的、“侵入社会每一个层次”的“结构”提供了清醒剂或酵母,使之更为活跃有力。芸芸众生在习惯而自然地遵循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来演绎有既定秩序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国人为不留辫子而引颈向刃,到20世纪却为被铰去辫子而痛哭流涕的原因。统治层阅读文本,将其涂来画去,以之为当下勾画适宜的统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抽风似地将远隔几千年的老头孔丘又敷朱粉又打屁股,而社会痼疾的疗治却没多大长进的原因。撇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评述,就构建制度而言,指责过去以为现实疗病是毫无意义的。社会制度的良性程度及社会成员在公正规范下的独立存在不仅与制度在时间上的发展延续相关联,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制度本身在空间上的独立存在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制度,无论继承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传,都必须承担当下的责任。如果孙子生病,去掘爷爷的坟,人造孽,鬼遭殃,就浑得没边了。由之,只有在当下的背景下使已成“一般结构”的杂事得到现有制度的公正规范,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反思而不是以历史的继承性来推卸当下制度该担负的责任,使当下制度本该具备的制衡力失缺应有的规则意义和公正权威。或者进一步说,问题不在于历史有多么糟糕,而恰恰是当下制度规则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使整个社会在不停的、毫无规则可言的抽风中飘忽得一塌糊涂。显然,历史遗留了或丑陋或可爱的“杂事”甚至“结构”,但用今日的缺陷去嘲笑往昔,甚至将今日的丑陋罩在过去的脸面上,那么,当下就成了连脑袋也没有的行尸走肉,就遑论社会的发展与进化了。因而,以指责旧制度或追逐外来新制度的框架以试图建构一个合理的制度,往往会导致离开实际问题而堆垒糟糕得令人绝望的沙堡。我们不能不相信,好制度绝不仅仅是一种框架或结构的选择,而是制度要素的互动中的利益制衡。所以制度框架的不同并不都等于制度实质及其运转实效的不同。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制度框架对比,往往会掩盖一种制度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