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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秘书参谋案例 古代秘书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范例 禾 青 在长期研究古代秘书史过程中，笔者发现不仅参谋职能是我国秘书人员的传统职能之一，而且，古代秘书人员在发挥参谋职能时，并不像咨询机构的专家或专业谋士那样，是以出谋划策为专职，而是将参谋活动渗透到许多具体琐碎的秘书实务即办文办事之中，这是他们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主要方式。这种以秘书实务为秘书工作的基础和本体，参谋职能通常是在完成秘书实务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参谋方式，不仅可以使秘书的办文办事职能和参谋职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还可以充分调动广大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秘书工作的效能。下面我以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二月，桓温关于北伐的请示刚刚递上去，不等朝廷批复，就率大军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引起了东晋朝廷一片恐慌。后经宰辅大臣、会稽王司马昱有效地做工作，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原来，桓温擅自调动部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非常忧虑，不知如何应对。在他与大臣商议对策时，他的秘书高崧提出建议:“您应该致信桓温，向他表明利害得失。接到信后，桓温如果聪明，自己就应当主动率兵返回;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在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朝廷就有充分的理由兴兵讨伐他，到那时桓温究竟想当忠臣还是做逆贼，也就泾渭分明、一清二楚了～”说完，他就坐下来替司马昱起草书信，大意是说:“寇贼发难，应该平定;时运到来，应该承接，这确实是为国家着想的长谋远虑和宏图大志，能够弘扬光大这种事业的人，除了足下还能有谁～但兴师动众，必须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为基础;远途运输的艰难，从古到今都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加以认真考虑，作出通盘安排。近来我之所以对你的举动深以为疑，原因就在这里。你的举动确实出乎寻常，人们对此感到惊骇，社会上流行各种各样的议论说法，想必足下也是有所耳闻的。希望足下冷静思考此事的严重后果，不要做出有损自己名望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来。出现如今这种不幸局面，全都是由于我昏庸懦弱、缺乏道德造成的，真是对内问心有愧，对外对不起好友。我与足下虽然任职有内外之分，但维护国家稳定、保证社稷平安这个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天下的安危，要与完美的德行相联系，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然后才能图谋向外扩展，从而兴隆昌盛帝王的基业，弘扬彰显社会的道义，这就是我对足下的全部期望。我的这点小小的心意，难道还担心得不到足下的理解而不坦诚相告吗,～”桓温见信后立即上书，诚惶诚恐地表示谢罪，同时把部队带了回去。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次劝阻桓温的行动中，会稽王司马昱的秘书高崧起了关键作用。作为高级领导成员的秘书，不仅要有出类拔萃的文采，更要有高瞻远瞩、洞察天下大事的敏锐。高崧在劝阻桓温的过程中，既给领导出了致信桓温的好主意，又亲自动手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申明大义、掷地有声的书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 唐宋时，朝廷文书分为内外两制:翰林学士所撰，直接发自禁中，用白麻纸书写，并且不经政事堂，宰相也不得妄改，故而称为“内制”;中书省所撰，写在黄麻纸上，为一般诏令，称为“外制”。白麻黄麻，两种文书的地位、作用及性质，一目了然。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出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因泾原兵变，为避朱泚之乱，唐德宗出奔奉天。在此后的日子里，中央因朝臣不足，加之局势混乱，为仓促应急，于是一些原属外制的文诰也交由翰林学士撰拟。有一段时间，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成为空名，翰林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则越来越重要，这期间文诰的内外制分别便不十分明了了。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在外流亡10个月之久的唐德宗重新回到了首都长安。原来的制度从这时起虽然慢慢得以恢复，但由于白麻制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比黄麻诏书尊贵崇高，所以在任命官员时，很多人都想得到白麻制书，而皇帝为了笼络大臣，对一些级别本来未达到使用白麻纸书写任职通知书的人，有时也作为一种“恩宠”的手段加以利用。比如唐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用来安置那些被免除藩镇职务的节度使时，就特别吩咐翰林院，要他们比照六部尚书，用白麻纸起草制书任命这些统军的职务。唐德宗这样做，虽然是一种临时举措并且只是偶尔为之，但问题是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皇帝 任命统军可以恩准用白麻制书，这个口子一开，以后肯定有人会跟着学样，也要求皇帝恩宠有加。果然，当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唐德宗要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时，这两个宦官就提出了用白麻纸书写制书的要求。 唐德宗对文武大臣虽然特别猜忌，但对这两个宦官却十分信任。这回任命他们为护军中尉，竟把十五万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们。现在两个宦官提出要用白麻纸起草制书，宰相们哪敢违背他们的要求,唐德宗更是认为他们的要求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