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失范.docVIP

13.1社会结构和失范* 直至最近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将社会结构的不完善运作（faulty operation）归结为对人的有害生物驱力的社会控制失败。在这一学说中暗含着一种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描绘，这种描绘既清晰又可疑。首先，存在着人的生物冲动，它们要寻求完全的表达。然后，存在着社会秩序，它在本质上是控制冲动、对紧张进行社会处置（social processing）以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使人放弃本能满足”（“renunciation of 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s”）的一种机制（apparatus）。因此，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不一致性（nonconformity）便被假定为是其原初本性所固有的。正是根植于生物特性的冲动在不断冲破社会控制。其中的涵义便是，一致性是功利主义计算或非推理调控（unreasoned conditioning）的结果。 随着社会科学最近的发展，这一套观念得到了基本的修正。一方面，人在一场生物冲动与社会限制的永恒战争中与社会截然对立的观点已不再如此明显了。人作为一堆未被驯服的冲动的形象，开始更象是一幅讽刺漫画而非写实肖像。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视野日益进入对偏离了被规定的（prescribed）行为模式的行为的分析。无论生物冲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越轨行为的发生频率随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及为什么越轨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与过去一样，关于社会结构造成这样一些情况——对社会法规的违反在这些情况下成了一种“正常的”（即，可预期的）的反应（an expectable response）——的过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了解。本章便试图澄清这个问题。 本文所设计的框架将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路径，以分析越轨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来源。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发现某些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一些人产生一种确定的压力，以使其做出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而非符合规范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某些群体特别易受这种压力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在这些群体中发现较高的越轨行为发生率，而这并不是因为组成这些群体的人具有独特的生物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正常的反应。我们的视角是社会学的。我们考察越轨行为发生率的变异，而不是看其个别事例。如果我们的探索完全成功的话，我们将发现某些形式的越轨行为在心理上与符合规范的行为一样正常，于是将越轨行为和心理变态等同起来的观点将受到质疑。 文化目标的模式和制度性规范 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几个要素中，有两个具有直接的重要性。尽管它们在具体情景中融合在一起，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彼此分离的。第一个要素包括从文化方面加以定义的目标、目的和兴趣利益，它们是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或者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成员的合法目标。各种目标或多或少地整合在一起——整合程度则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并按照某种价值的等级体系被大致排列起来。那些占优势的目标涉及到各种程度的感情和意义，它们组成了一个抱负参照框架（a frame of aspirational reference）。它们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它们是林顿（Linton）所称的“群体生存设计”（designs for group living）的一个基本——尽管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文化目标中有一些（不是全部）直接与人的生物冲动有关，但它们却并不是由这些冲动决定的。 文化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界定、规范并控制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接受的方法。每一个社会群体总是把它的文化目标与关于接近这些目标所允许的程序的规则相联系，这些规则根植于民德（mores）或制度当中。这些规范性的标准（regulatory norms）并非一定与技术或效率的标准同一。很多在特殊个体的立场来看将会是达到期望目标的非常有效的程序——使用强力、诈骗、权力，却被排除在制度所允许的行为范围之外。不被允许的程序常常包括一些对群体本身来说将会是有效的程序——比如，活体解剖、医学实验和对“神圣”规范（“sacred”norms）进行社会学分析等，对它们是有种种的历史禁忌的，因为可接受性的标准不是技术效率，而是富含价值的感情（这些感情得到群体多数成员或那些有能力通过综合使用权力和宣传来激起这些感情的人的支持）。在所有的例子中，对努力达成文化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受到制度化规范的限制。 社会学家经常称这些控制存在于“民德”当中，或贯穿在社会制度当中发挥作用。虽然这种省略的说法已足够真实，但它们使以下这个事实变得模糊，即文化上符合标准的实践（culturally standardized practices）并不全是一个样子（are not all of a piece）。它们受到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