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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霸船:维权抑或霸权 　　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邮轮经济的发展，邮轮霸船事件时有发生。本文对邮轮霸船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主要从公法违背与私法救济的角度来论证邮轮霸船是以维权为名，行霸权之实，同时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而给处理邮轮霸船事件带来重重困难。因此，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途径。 关键词： 邮轮运输 ；霸船；海上执法；海警局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40-06 一、邮轮霸船的公法与私法边界划分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在法的领域，无论在法律理论还是在法律实践中，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公法与私法的区分。[1]古罗马法学家将公法认定为有关国际利益的法律，将私法界定为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我们认为，凡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律即为私法。邮轮霸船的属性认定，即究竟属于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对解决邮轮霸船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邮轮霸船属于私法救济说法不成立 邮轮不同于传统的海上运输，旅客登上邮轮之后可以进行海上观光、休闲、餐饮、娱乐，因此在邮轮上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旅客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时，邮轮霸船行为便极有可能产生。邮轮运输合同兼具旅游合同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内容与特征，当旅客购买邮轮船票之后，旅客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邮轮运输合同成立。但是旅客乘坐邮轮的目的并不是运输，而是为了在海上旅游。因此邮轮承运人常常为了缔约便利，会在邮轮船票中列出一些旅游服务的项目和价格。旅客购买邮轮船票，其支付的票款并不仅仅是单纯旅客运输的对价，而且还包括了邮轮承运人提供的海上观光旅游服务的对价。邮轮运输合同通常包含海上旅客运输相关内容，因此邮轮运输合同中的游客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旅客系同一对象。[2]从外在形式上看，旅客与邮轮承运人之间具有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因此该邮轮运输合同可受《海商法》调整。根据《海商法》第110条①与《合同法》第293条②的规定，只要旅客履行了支付票款的主要义务，并且获取承运人签发的船票，邮轮运输合同即成立，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 法律是为实践服务的，应当满足实践的需要，因而法律规则的设置应当对社会的、政治的和其他条件进行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法律规则并且对上述因素进行检验。[3]邮轮霸船通常是因为邮轮承运人所提供的海上服务不能令旅客满意，旅客转而采取的一种“维权措施”，以达到损害得到赔偿的目的。那么邮轮霸船行为是否属于私法救济？ 1.从自助行为的内在价值冲突分析邮轮霸船 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曾在《法学阶梯》一书中说过，正义是给予每个人的他应得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4] 正义实现的方式有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即对民事权利自我保护的一种自助行为。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证自己请求权的实现，在情事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济的情况下，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它相应措施，而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5]正义是自助行为的价值基础。根据西塞罗对正义的描述，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6]因此自助行为保护的是人们的合法权益，是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自助行为作为私力救济的合理性基础，既要体现法的正义价值又要体现法的秩序价值。而秩序作为在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种具有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相对有序状态，是自助行为的制度追求，是自助行为的重要价值。[7]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从上述法理学角度分析，邮轮霸船事件中，旅客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并把霸船行为作为与船方谈判的一个砝码，来实现自己的“公平正义”。邮轮霸船名为追求公平正义，实际上却反而对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从而破坏了法的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和谐统一。 例如，2013年4月歌诗达“维多利亚”号靠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有300余名旅客拒绝下船，主要理由是此次航程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靠泊韩国济州岛的行程而使其享受的服务缩水。虽经邮轮公司、组团旅行社协商、劝解，但仍有近200名旅客因对补偿额度不满意等原因拒绝下船。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市口岸办、边检总站、交港局、长航公安分局、水上公安局及宝山区滨江委员会、邮轮港公司等先后派人到现场进行协调处理，未取得任何效果。最后，上海市政府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在现场召开协调会，才最终解决问题。虽然这一游客霸船事件经过多方协商得到了解决，然而该邮轮霸船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公共行政资源的浪费，并影响了港口的正常秩序。 法律是一种行为准则，而不是少数人随意制定的游戏规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