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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版画 与浮世绘?　一、社 会环境比较　鱼米之乡苏州，素有“天堂”之称。虽遭元末割据战争严重破坏，但明初统治集团的“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 展。明中期，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日趋昌盛，终成人间乐土。清前期，苏州再度遭战事波及，雍正后始好转，不仅经济进一步发达，富庶甲于天 下，且文风昌盛，跃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崛起的市民阶层，以世俗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审美追求，迫切需求“在艺术里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美术 趣味”，于是，赞美都市繁荣、讴歌市民生活的苏州版画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清室禁绝小说、戏剧的文化政策，固然阻碍了版画的发展，却促使创作者将兴趣 转移到民间，引发了苏州版画的兴盛。而康熙颁布的《教民榜》，无疑是社会道德教育新品的催生剂。　相对于苏州，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 的江户，城市工商业同样获得了空前发展，歌舞升平，繁华异常。浓重的商业氛围，导致市民阶层生活方式的变更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对精神娱乐的强烈 追求上。这时期，“江户（东京）等各大城市，出现了各类歌舞等娱乐场所”。市民们“在一天的辛苦和劳累之后常到这些场所放松情绪，肆意消遣，寻求精神上的 快乐与刺激。”而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描绘以及演员画像、爱情情节、自然风光等为表现主题的美术作品，由于最能表现人间尘世，反映民众心声，自然受到了市民的 普遍喜爱。需要指出的是，江户文人的处境较苏州文人有很大不同，其日常生活始终受幕府的严格限制，基本丧失了独立人格，很难像苏州文人那样自由参与民间美 术创作，因而，富商、工匠、演员、普通市民自然成了浮世绘创作的主体，而这一特殊状况的存在，使浮世绘作品对中下层民俗生活态的揭示更为逼真。?　二、渊源比较　苏州版画和日本浮世绘均源于我国木刻版画，同是这棵艺术生命树上绽发的新枝。早在唐代，我国就因佛教兴盛而盛行墨版佛经 制作。历五代，至宋金，木刻艺术走向世俗，以黄麻纸印成、淡墨和浅绿色套印的《东方朔盗桃图》成为世界上套色木版画之滥觞。宋元时，木版印刷进一步扩大到 各种范围，发展至明末进人黄金时期。传奇小说、戏剧艺术的兴起，导致刻书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行。尤其是木刻插图，由于创作者能充分展开想像，展现原书的情 节和人物精神，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因而赢得了读者的广泛青睐。加上“饾版”与“拱花”技艺的问世，将版画技艺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并形成优秀的 民族传统形式，为清盛期的苏州版画所承继，在作品的技法特征、题材、构图上充分显现出来。　当然，苏州版画与浮世绘也有各自不同的渊源。 前者作为年画之一，源于古代除夕用以驱邪纳福之象征物。从最初的桃弧、棘矢、苇索之类到桃人、明鸟等木雕形象，再发展到图绘的桃符、桃板，直至宋代时出现 的印刷品，此类法物始终伴随着民众的精神理想追求，与年节习俗紧密相连，在全国通用和流行；后者则由江户时期的风俗画屏风孕育而成。据戚印平先生研究，风 俗画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歌舞美女的题材类型，为浮世绘提供了最初的灵感与启迪。狩野秀赖的《观樱图》屏风、狩野长信的《花下游乐图》屏风以及稍晚的《汤 女图》中，那些衣着华丽、体态优美的妇女形象，同后起浮世绘的表现模式，确实有着血缘姻亲般的相似性。　上述这种既共通又迥异的源头，导 致了同为民间版画的苏州版画和浮世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苏州版画属岁时节日民俗艺术，作为新春驱邪、避灾、迎社、纳福的手段，与民众的年节风俗、文化方 式、审美习惯、经济能力等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其创作的内动力来自于人们对人寿年丰、如意吉祥的普遍追求，因而作品带有更多的喜庆性、象征性和德范性。而 浮世绘，以此为出发点，平民画师在创作过程中，注重现实，突出偶像，描绘社会风情，千方百计满足新兴市民阶层追新求异的心理和奢侈的情趣，作品充满了时尚 性、率直性和装饰性。　三、艺术风格比较　艺术风格方面，苏州版画和浮世绘最明显的共同点约有两个。 一是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先看苏州：由于民间木版画是民众集体意识的产物，因而多数作品上都不写作者名字。清盛期的苏州版画却不同，绝大部分拥有题款，注 明画铺与画师名称。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画风描绘都市风光的版画中，除多有题咏，尽情赞颂市民富裕生活外，还“坦率”地标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 年桥，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画意”（百子图），“仿泰西笔法”（山塘普济桥），“仿泰西笔意”（西厢记图），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向和技 术习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意识和竞争心理。无独有偶，浮世绘的画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画坊店号。鸟居清信自称‘和画 式’。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画上注明‘日本婵娟画鸟居氏清倍画’。怀月堂度繁的题字颇有些情趣，自称‘日本戏画怀月末月度繁图’。奥村政信的落款比较正 轨，通常是‘正名芳月堂奥村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