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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10年 　　法治是人类进步的旗帜。 　　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代表着这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水准。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十年如一瞬。 　　10年前的1997年9月，“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成为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一个新的里程碑。 　　10年后，胡锦涛总书记掷地有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制是法治的保证，法律是法制的前提。为了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根据宪法，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从此，我国的立法步入了规范之路。近年来，为尽快建立起符合现行国际规则、适应我国国情，我国立法工作数量、质量齐头并进，驶上了立法的快车道，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现国家法律法规共已经达到1109部。 　　 “依法治国”方略走过了十年，回望10年，智者思索，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得失？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中国未来的法治蓝图又该如何设计？ 　　 　　从“制”到“治”的进步 　　 　　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时，专家担心‘法治’会被‘法制’代替。 　　当时，报告草案向官员、专家征求意见，对用“法治”还是“法制”，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包含了民主、自由、人权重要内涵的“法治”，并不像现在这样被普遍接受。 　　从法制到法治，是20年改一字。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曾在法学界引起一场广泛争论。真理愈辩愈明，法治的思想和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这场持续近20年的论战，为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将‘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目标确立下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起点”。三中全会公报、1979年党的64号文件、对“四人帮”的审判、1982年宪法的制定等，都是早期“依法治国”的标志性事件。 　　1996年2月8日，社科院法学专家为中央政治局做法制讲座，题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漫长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在我们这个人治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家，彻底否定人治，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１０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初步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 中国社科院专家王家福接受媒体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社会主义找到了依法治国，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积累的治国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服务于社会主义，就走上了保障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金光大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华说：“今天，我们纪念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10周年，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它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依法治国成为治国基本方略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其实，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时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此后，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讲话。随着立法、司法和司法行政机构的健全，我国不仅制定了一些基本法律，而且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把法律交给人民。 　　文革后，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文革后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毛泽东的经验，并深刻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重于其它建设，注重制度建设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践中，邓小平认识到，法制是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从而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到一起，开创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以说，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并将其大力付诸实践。在1996年2月8日中南海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强调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随后，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载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把这一方略确立为宪法原则，正是对长期以来探索依法治国之路的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