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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摘要：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关键词：明代官员；谥法；得谥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15-06 　　 　　有关中国古代官员谥法、谥号的研究，学界多是笼统概括地介绍官员谥法规定及某官员得什么谥号，而官员得谥因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学界尚无专文系统地探讨官员得谥因素。明代是我国古代官员谥法、谥号承传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表现是取消官员恶谥及唐宋议谥、驳谥、论枉之风，皇帝赐谥权强化，加剧了官员得谥过程的复杂化。本文试以明代官员得谥因素为切入点，从官员得谥资格、品行业绩、皇权制约、官员政治上的恩怨、避讳等方面，透视明代官员得谥过程中的受制因素，阐释谥法在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及其实际运作过程，以期从新的视角探讨明代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一、明代官员品级对官员得谥的影响 　　 　　谥号作为封建统治者对政府官员劝善惩恶、扬名千古的一种治国治吏手段，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淀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官员文化。严格的资格限制是官员得谥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只有资格所限范围内的少数官员得到谥号，才能发挥谥号应有的激励作用，实现其预期的社会价值。就中国古代十分庞大的官僚体制及其众多的官员而言，为笼络和鼓励那些功勋显赫的官僚，最高统治者在其生前用高官厚爵显荣之，死后以赠诔赐谥褒奖之。谥号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在任恪守职责、尽心尽力的官员具有榜样示范和展示人格魅力的作用。在中国谥法史上，官员得谥的资格限制伴随谥法而产生，且贯穿始终。先秦至汉代实行爵位谥，有爵方有谥。魏晋南北朝打破爵位谥的资格限制，事功卓著的官员也可得谥，但一般须为侍中以上官职。侍中的官品，《晋书?职官志》的记载较为模糊，《隋书?百官志》记为三品。此期确立的三品以上给谥的标准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唐宋遵循此制，明代也加以沿用。清代提高了给谥品级，一品才能给谥，二品以下例不予谥，给谥范围大大缩小。 　　明代承袭唐宋三品给谥的制度，三品以上两京大臣中的贤能者准予给谥。《万历大明会典》、《国朝典汇》等典制类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官员给谥的品级，但在明人笔记中有三品以上给谥的说法，清人更将此视为明代谥法之内容，这在龙文彬《明会要》、王士祯《国朝谥法考》等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笔者统计过洪武至崇祯十六朝得谥官员的品级，其结果也印证了明代三品以上官员方才得谥的资格限制。一般说来，品级越高得谥几率越大，一品得谥最多，并且会取得上等谥号。清人孙承泽曾云：“国制：一品，美恶兼谥；二品以下，贤者得谥。则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难更仆也。”他对明代一品官员“美恶兼谥”及“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情况的评价较为客观。明代中期以后，朝中确实有少数奸邪的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之例，如成化、弘治时期的内阁大学士陈文谥“庄靖”、内阁首辅万安谥“文康”，嘉靖时的道士邵元节谥“文康荣靖”、陶仲文谥“荣康慧肃”等，他们取信皇帝，恃宠作恶，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历史是公正的，他们无善行而得美谥，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如嘉靖朝道士、官员因方术所得的谥号在改朝换代后皆被削夺。上等谥号多为一品官员所得，也是有据可证的。如“文正”一谥，自宋代以后，被认为是官员极美之谥，明代一品官亦难得到，自洪武至崇祯十六朝得谥“文正”的仅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谢迁二人，而李东阳与当时手握一定谥权的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因政治上的特殊关系而得谥“文正”，受到时人质疑。可见，明代一品官员得谥“文JE仅限于个别人，且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的职位在明代中后期相当于宰相一职。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贤能者方可得谥。换言之，并非三品以上官员皆能得到谥号，而得谥官员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人。笔者统计洪武至崇祯十六朝三品以上得谥官员786人，而这十六朝三品以上官员的具体人数之多难以统计。笔者根据《明史?职官志》统计，三品以上的职位设置大约有133个，按每朝每个岗位1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