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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民市民化水平实证探究 　　摘 要： 社会资本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为了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 关键词： 居村农民； 上楼农民； 社会资本； 市民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86-0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农村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而这一现代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农村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则是更多表现为向着市民化方向迈进。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民市民化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城市转移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来实现的；第二种观点是“就地转移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村的城市化来实现的；第三种观点是“三集中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民、农业、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来实现的。[1] “城市转移论”、“就地转移论”、“三集中论”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农民市民化的三种有效途径，其针对的对象群体是存在差异的。“城市转移论”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地转移论”主要针对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而“三集中论”主要针对上楼农民的市民化。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居村农民和上楼农民这两类农民群体的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资本理论，布迪厄将资本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可以说，布迪厄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理论为笔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农民的市民化水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主要有以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生理需要、以获得安全感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需要、以社会交往为主要内容的归属或爱的需要、以获得尊重为主要内容的自尊需要和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实现的需要。[2]对于农民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来说，其分别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需要。笔者认为，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生理和安全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市民化；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归属或爱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中等层次的市民化；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自尊和自我实现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市民化。 格兰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分别发现和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求职和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同时，社会资本还具有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可以获得有形的物质支持，也可以获得无形的精神支持。[3]可见，在一定条件下，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由于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使其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什么是社会资本呢？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是实际的资源集合体，也可以是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不管是实际的资源集合体还是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集合体的拥有都与对某种具有稳定性、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紧密相关。只有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熟悉的、具有体制化特征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产生才具有可能。当然，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是多元化的，除了布迪厄之外，如科尔曼、林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都提出过自己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笔者在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综合考虑了这些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农民上楼与农村教育的发展研究”的问卷调查，该项目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资助项目，问卷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地点在Y市。近年来，Y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有效路径，围绕“人口集中居住、服务集约提供、产业聚集发展”的思路，坚持“政府推进、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多元投入”的原则，全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Y市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助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路子。可以说，Y市是“农民上楼”运动在全国的一个缩影，有着较好的代表性。 笔者的问卷调查工作是在Y市的13所农村学校展开的，考虑到经过全国范围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后，在农村基本上只保留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