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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炳毅 为器官移植高设门槛 　　“石所长您好，能打扰您一下吗？”石炳毅在办公室接受采访的这段时间内，他办公室的门不时被推开，病人的身影闪进，“能帮我看看这个片子吗？”两个明显睡眠不足，神情憔悴的人拿着几张X光片子走到石炳毅面前。他认真地看了一会儿，“没什么大事啊，不用太担心，也不必要动手术……”两人如释重负，道谢出门。 石炳毅是解放军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是一项高新技术，与微创外科一起被称为20世纪医学科学的两大前沿。多年来，石炳毅在这一领域潜心攻关，勤奋工作，亲手救治了一个又一个濒危的病人，使成百上千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有一颗仁爱悲悯心 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前身是泌尿外科，在石炳毅的带领下，从一个普通科室发展成为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首创了国内器官移植学科群的建设新模式，形成了临床与基础、内科与外科相结合、医教研为一体、总体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群。目前，研究所的总体医疗科研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一组统计数据显示：石炳毅完成的临床器官移植数量大、种类多、质量高。他们实施肝脏移植500余例，首例肝脏移植患者至今存活13年，为军队医院和北京地区报告存活最长病例；相继开展了心、肺、胰腺、小肠移植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国内外单中心实施移植种类最多的医生。成功开展多项器官联合移植（如肝肾、胰肾、心肾和肺肾联合移植），其中肝肾联合移植16例至今全部带功能健康存活，最长存活已经11年…… 2011年，由于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突出贡献，石炳毅荣获国内科技界最高奖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高度评价：“石炳毅教授开创了单中心实施肝、肾、心、肺、小肠、胰腺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世界纪录，建立排斥反应早期预警体系等多项创新性诊疗标准，显著提高肾移植存活率。” 让患者们念念不忘的，除了石炳毅的高超技艺，更有他那颗处处为患者着想的仁心。在石炳毅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泛着时光感的黑白照片：英俊的石炳毅满含笑意地望着床上坐着的一位老大娘。这是25年前照的，老大娘是石炳毅的病人—— 1987年，这位大娘来到医院看病，当石炳毅得知老人家住农村，经济困难，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他回家和妻子商量，自此承担了照顾老人的义务。老人出院后，石炳毅夫妇常常骑着自行车为老人送医送药，风雨无阻。老人不识字，药名记不清，吃的药种类又多，为了让老人准确无误地吃好药，他干脆在每个药袋上画个象形图，比如头痛药画个人头，腿痛药画条腿等，老人再也不用担心吃错药了。就这样，石炳毅夫妇十余年如一日无偿为老人送医送药送温暖，精心照顾，直至老人去世。 河南的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病，这个小孩需要骨髓移植。“屋漏偏逢连夜雨”，孩子的天价手术费还没着落，父亲又被诊断尿毒症，需要肾脏移植。一家人几近绝望，石炳毅一边积极为病人治疗，一边叮咛整个中心的人全心全意照顾这一家人，并尽力为他们减少费用。石炳毅担心巨额的手术费用会压垮一个家庭，又想方设法联系和争取社会的帮助，并发动他的儿子通过网站向社会募捐帮助这一家人…… 这样的故事经常发生在石炳毅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医生天天面对病患，面对的不幸太多了，有人会为此麻木，可他却依然保持着一颗悲悯善感的心，并常常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弱势的病人。他常对科室的医生说：“要时刻为病人着想，小小的化验单，你轻轻地多打一个勾，就可能勾掉病人的几顿饭钱啊！”他也常对身边的人说：“没事时，你们去病房转一转，你仔细看看病人们吃的什么饭，穿的什么衣服，生一场重病，对每个家庭都是不幸，他们要扛过这一关，要付出很多，我们要尽力为他们着想。”石炳毅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医生，他从赤脚医生干起，最初接触的病人都是农村贫困人家，他太了解普通老百姓的不易了。 人生的三个选择 1951年，石炳毅出生于辽宁锦州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初中二年级的石炳毅回村当了拖拉机手，因为“父亲闻不得汽油味儿”，他只好放弃了这个在当时全村人都很羡慕的好工作。 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年纪小小的他经常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请医生，“有一次，父亲突然在深夜发烧、剧烈咳嗽，母亲也在病中，我很害怕。我只好一个人在深夜里跑到离家很远的村医家里去请医生。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还不满7岁。”家有病人的痛苦很小就有切身的体会。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国兴起医生下乡运动，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村村社社开始培训自己的医生，石炳毅被选为卫生员学习班，也就是赤脚医生的培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他就背着药箱开始为村民诊病拿药打针了…… “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日子。”石炳毅的眼睛微闭，仿佛在回望几十年前的自己——他带领几个小伙伴，那时也有了徒弟，小他两岁，几个人上山采药，回来熬制分装，消毒，蒸馏，他就照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