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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和其危害 　　摘要：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通过多种途径汇集。这些游资形成的原因在于资本的运利本性、后方城市工业基础差、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的误区等，使大量资本“不愿、不能、不敢、不想”投资工业实体，从一般商品货物囤积到土地购置，游资无所不炒。其对后方城市百姓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导致城市产业的空心化。城市的繁荣随抗战结束而昙花一现。 关键词：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危害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111-04 “商业的发展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起的作用不言自明，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梳理与论评。但是，对于大后方城市商业游资的畸形发展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之破坏与伤害，却鲜有论及，笔者抛砖引玉，就教于同仁。 一、后方城市游资的来源 大后方工业建设资本缺乏，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就等于中国没有可供工业使用的充分资金。因为工业建设资本之有无，和中国有无充分资金，在理论上原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事实上，工业资本的缺乏与商业资本的畸形增长在大后方并存是普遍的现象，“不是有大量资金在发挥商业投机资本的作用。正做着囤积居奇甚至走私营利的事业吗？不是风传中国人在港沪的游资总数达30万万元（敌人杂志《经济学家》且谓约达55万万元）吗？”所以可以说，中国虽感觉工业建设资本缺乏，然中国并不缺乏可供工业建设之用的资金。这些城市游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种情况是内地城市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这是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战前，内地商业资本总体上偏小，“所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但大商业资本也不少，如战前1936年的重庆盐业公司资本达20余万元，贵阳恒丰裕字号的老板帅灿章通过走私鸦片等，1942年“结算资金总额为500万元”。1932年，重庆专作烟土生意的字号和土行就有永济、恒丰裕、明诚等17家，账面资金总额达3千万元左右。每年每家盈亏金额多者达20万元以上。 第二种情况是沿海资本大量内迁。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全国经济中心逐渐向大后方转移，商业大发展的同时，沿海商业游资更是大规模集聚。1940年活动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大后方各重要城市的游资数量达50亿元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港资本如潮水般涌入内地，其数量在100亿元以上。 第三种情况是银行、钱庄和产业资本的倒流。私人资本银行为自身利益所驱使，“套买外汇，坐收厚利，屯购物品，待价居奇，或从事国外股票之投机，助长内地资金之逃避”。如重庆17家私营银行投资商业超过70%。投资工业不到30%。 如果说，私人银行大量投资商业，进行投机活动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情况的话。国字号银行也大量的参与投机就很不正常了，国家四行二局本来主要是用于工矿、交通事业，其数额和比例大大高于商业，但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加上逐利的冲动，相当一批政府对工矿业的放款被借名转贷，转向商业，用于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某些有权势的官僚在向国家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向四联总处施加压力，有时四联总处明知该项贷款并非用于生产，但迫于压力也不能不批准，时人说：“查渝市商业资金约只20亿元左右，但最近每月交换总数曾达2千亿元。其溢出之数字，大多为国家银行放款票据，其数之大。至可惊人。如以此或一部分资金变为商业资本，用于不正当之经营，其害之大，不难想象。”又如国家银行、信托局、战时建立的大后方各省营企业公司等纷纷投资盐业市场，垄断盐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中国农民银行备车100余辆，在各地承办食盐及其他专卖物质，成为其敛财的手段之一。 二、后方城市游资暴增的原因 为什么大后方城市的这些游资更多愿意投向商业而不是工业生产呢？ 首先，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战时后方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商业利润高于工业利润，尤其是1941年以后物价不断上涨。促使商业投机盛行。投资商业很容易赚钱，1938年重庆市的赢利总数约一亿元，“这些赢利，自然都是从抬高物价上得来的”。由于银行利息高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又高于银行利息。投机商业利润更大大高于正当商业利润，于是社会资金如潮水般地涌向商业投机，并使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许多银行把原来投向丁矿业的资金转向商业活动。据统计，1939年重庆市15家银行的放款中有89%贷与商业，1940年重庆26家银钱业放款总额的96%以上投放给商业，1942年重庆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比重占73%。 其次，大后方城市原有各种工业的基础太差。后方城市原有工业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低，产业配套能力低下，如战时重庆煤炭长期不敷分配，煤炭工业的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