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docxVIP

丰老师留作业在论文最后一页“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李葆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语言学界多元理论和方法并存局面中，徐通锵先生创立的语言理论别开生面。基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和结构的开放性，倡导汉语语义句法论，基于“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基本结构单位，确立汉语研究“字”本位观，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进展。第一节以字为本和以义为法一、汉语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字”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确定直接涉及语法结构研究方向。1991年，徐通锵先生在《语义句法刍议》中，首次讨论了语义句法的理论背景和语言结构基础，虽然当时仍以“词”为基本单位，但已强调汉语音节构造规则在汉语结构单位构成中的特殊作用。在“音节”作用的启示下，发现了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1992年，在《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中提出： 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局隐含在传统所说的“字”中，“字”所代表的语言现象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隐含着‘一个音节?一个概念?一个词’的结构关联。汉语的句法结构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传统的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是基于“字”的分析。随后徐通锵先生（1994a，1994 b）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阐述了汉语研究的“字本位”观。1997年《语言论》的出版，其副标题“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显示出“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理论与“语义型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语言的理据性表现在哪一层次，该层次就会成为这一语言的研究重点。汉语中没有与西方式word相当的“词”，汉语的理据性表现在“字”上，必须基于“字”层次寻求汉语的结构规则。徐通锵先生强调： 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它的结构单位“字”，没有形态的变化，在造句的时候不受形态变化的牵制，因而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构词法和造句法。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语不同。印欧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母，最小听觉单位是音节，最小结构单位是具有形态变化的word。印欧语的音节并非自足性语言单位，音节与语义之间没有理据联系，只有彼此组合起来才构成语言单位。而汉语的最小单位是音节与语义一体化的“字”，音节与语义之间具有理据联系，可以直接进入编码过程。汉语编码机制的理据性，通过汉语基本单位“字”在结构上的理据性以及直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原则表现出来。 基于这些理论前提，徐通锵先生分析了汉语单“字”编码格局向两字组逐步过渡的机制，揭示了两字组中“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规则。汉语“字”的结构基础是1，即：1个字＝l个音节×1个概念汉语字义的结构常数也是为1，即：1个字义＝l个义类×1个义象 以上公式概括了汉语“字”义的编码规则基于单音节，而依据取象临摹原则形成。但是，面对一些难以直接取象临摹的对象，“1个字＝l个音节×1个概念”的功能负荷达到极限，从而势必出现表示一个含义的两字组，实现了从类、象合一的单字编码到类、象互补的双字编码的转移。两字组中的“字”与“字”的组合模式，包括向心构辞和离心构辞两种。向心构辞法是核心字在后，前字描述核心字的语义特征；离心构辞法是核心字在前，后字衬托前字的语义功能。核心字表义类，即语义范围；相配字表义象，即语义特征。例如： 向心字组：感谢　酬谢　答谢　道谢　多谢　致谢 离心字组：谢客　谢罪　谢意　谢世　谢绝　谢幕 由此形成了以核心字为参照点的语义构辞法。义类和义象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同一个字作为核心字可前可后。这两种不同组合模式构造的字组，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核心的系族或义场。这两种组合模式包含着汉语句法的两种语义机制：限定关系和支配关系，汉语的“因字而生句”的第一步就是基于语义展开的。 继《语言论》之后，徐通锵先生又发表了《说“字”——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鉴别与语言理论建设》（1998b）、《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该以“字”的研究为基础》（1998c）、《“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1999a）、《“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1999b）、《说“本位”》（2000）、《“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2001b）等论文。从不同方面进而论述了确定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标准、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探讨了“字本位”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 汉语语法学虽然袭用了西方的word，但基于汉语语感难免令人生疑。首先对之质疑的是吕叔湘（1964）： 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作为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开创者，赵元任1968年始就此问题发表过看法，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中专门讨论： 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乎相近也谈不上。 也许，按西方语法学的眼光分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