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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 韩 昇 内容提要：北宋版《通典》是现存《通典》最早的本子，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 对比北宋版和明以后各种版本的《通典》可以获得许多新的知识。而这样一部了解唐代社会 的第一手历史著作，并不是杜佑为学术而编纂的所谓“制度通史”，而是他担任幕僚期间为 现实政治而编纂的行政参考书，杜佑为此收集了大量有益于时政的事例资料和历史经验。杜 佑长期处在权力中枢，故《通典》反映了唐朝主流的治国理念和历史观。杜佑深受管子影响， 以食货为基础，但他所追求的是达到儒家的礼治境界。这部鸿篇巨制也是他对唐朝治国经验 的总结。 杜佑撰写的《通典》是一部以唐朝为中心的古代政治社会通史，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 著作的新体例，全面记载唐朝政治制度、礼俗文化、经济社会、军事谋略和边防国交等各个 方面，保存了唐朝乃至前代的珍贵史料，是唐朝史学的一座丰碑。 《通典》问世之后，备受瞩目，广为流传，成为研究唐朝乃至前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 史籍，历千年而不衰。杜佑本人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宋代以来，评论不断。近代史学建立以 ① 来，关于杜佑的研究也没有中断过。1934 年，郑鹤声先生出版了《杜佑年谱》， 首次比较 系统地排比杜佑生平事迹。以后的研究者，多以此为基础敷衍推论，考证评述。1996 年， ② 瞿林东先生出版十三万言的《杜佑评传》， 归纳他多年研究《通典》的心得，重在评论 《通 ③ 典》的性质及其特色。而后，郭锋先生更推出三十余万言的《杜佑评传》， 对杜佑生平事迹 和《通典》的评论各占其半，力图综括学界对杜佑研究的两个方面：亦即对杜佑生平的研究 和对《通典》的探讨，对杜佑生平提出了不少新见，更以大量篇幅分析杜佑的思想。 综观上述研究，不能不指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后来的研究者均忽视了岑仲勉先生的《〈杜 ④ 佑年谱〉补正》 一文，未见提及，当然也没有参考。岑仲勉先生此文乃针对郑鹤声著作而 撰，首陈作《年谱》的基本原则道：“迩岁年谱之作，多如牛毛，作派约分两种：曰狭义， 曰广义。后种作法，在谱主事迹不多者未尝非填塞篇幅之术，然语夫关系，难立正确之范围。 断章取义，窃谓年谱之作，仍以狭义者为正宗。”因为岑先生秉持严谨立场，故其文简而要， 虽仅二万余言，却纠正郑氏之谬甚多，更点出唐朝制度要害，于研治唐史颇有启发。笔者庸 愚，以为此文对杜佑生平的考证最为精审，无出其右者。后人对于杜佑事迹的新论误读，或 已见于此文，或已作纠正。本文作为探讨《通典》形成的重要方面，不能不完整概论杜佑的 生平事迹，在检验各种新说之后，仍以岑文为依据，略述其间相互联系与管见，这是因为岑 文着眼于纠谬，故述生平时多有跳跃。对于未予采纳的新说，均无着墨，以省篇幅。 ① 郑鹤声《杜佑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 ② 瞿林东《杜佑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③ 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④ 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原载《学原》第2 卷第4 期，1948 年；后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 华书局1990 年版。 从《通典》传世的情况来看，北宋本《通典》是现存世上最早的本子，其文物与学术价 值不言而喻。这个本子目前仅见收藏于日本。因此，从日本引进并影印出版《北宋版通典》 是十分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故本文对比不同文本，说明《北宋版通典》的学术价值。 杜佑为什么要撰写《通典》，《通典》又是怎样一部书，具有什么学术价值呢？诚然，学 术界对于《通典》的学术价值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此，深入分析 《通典》的内容，重新认识《通典》的性质及其成书背景，对于我们充分利用《通典》，更 好地继承《通典》这份文化遗产，就越发显得重要。 一、杜佑的生平及其时代 杜佑（公元735～812 年），字君卿，出生于唐京兆万年县一个名门士族家中。 唐朝是一个士族政治的时代，士族在国家和地方社会享有政治特权，对政治和文化发挥 着主导作用。士族社会有着严格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