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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内投资及其双向影响关系探究内容摘要：本文根据2003-2010年中国18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直接投资的数据，计算出产业内投资指数，结果表明中国产业内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类产业，制造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内投资水平均较低；中国产业内投资的整体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各产业引进的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小的贡献，但整体上中国产业内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还不明显。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产业内投资有待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产业内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问题的提出 所谓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FDI），是产业内双向直接投资的简称，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是FDI的来源国又是FDI的接受国（Norman and Dunning， 1984），即一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又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2009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65.29亿美元，2010年达到688.11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3172.11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但是，相比国内学术界大量研究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文献，国内学者还没有从产业内投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国产业内投资问题，可以对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借鉴意义。 产业内投资相关文献述评 国外学术界较早地对产业内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Hymer（1960）最早关注了该问题，他发现产业内投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Cross investment）中比较普遍，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内更为明显，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均在对方国家投资并借贷，但这一现象无法用标准的国际利率差别理论解释。Graham（197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产业内投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对187家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以及在美国投资的88家欧洲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欧美跨国公司在对方国家投资的产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Norman and Dunning（1984）对产业内投资的含义、基本原理及其贸易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首次根据187家美国跨国公司和226家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跨国公司20世纪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构建了产业内投资指数（Index of IIFDI），结果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较高，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整体产业内投资指数均达到0.64，德国为0.61，法国为0.56，日本为0.46。 Dunning and Norman（1985）、Graham（1985）、Rugman（1985）等进一步对产业内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都是在标准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下，特别是在Dunning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OLI）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但是，从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优势方面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投资现象。Driffield and Love（2005）根据英国1981-1996年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内投资资料，重新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距Hymer（1960）开创性的研究已经40余年，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产业内投资依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依然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 Alfaro and Charlton（2009）根据65万多个跨国公司在90多个国家所涉及的400多个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产业的投资数据，对产业内投资的类型和动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两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研究FDI，只能揭示产业间投资（Inter-industry FDI），而不能揭示垂直型产业内投资（Intra-industry vertical FDI），由于超过一半的垂直型产业内投资只有在基于四位数代码分类的产业中可以观测到，因而垂直型FDI所占的比例大于通常认为的水平，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相比国外学术界丰富的产业内投资问题研究文献，从已知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仅有李淑贞、徐艳（2006）根据美国的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三个产业的1991-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美国产业内投资和产业内贸易的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基于中国的产业内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产业内投资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