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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动态（总第114--115期） 2008年月日 编者的话：为了弘扬教育传承和认识优秀民族文化，将蒙古族文化的教育自觉贯穿于我校的教育活动中，本期动态特将我所盖志毅，鲍晓艳两位教师撰写的论文《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和《再论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编辑刊发。 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离开文化的教育或离开教育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文化赋予教育以内涵，赋予教育以品质，教育则通过自己的文化功能作用于文化，使文化得以升华。 作为文化群体的蒙古人，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我们把这种中国北方的特色文化统称为草原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体，但是草原文化不局限于蒙古族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多元内在气质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财富之一。蒙古族传统文化具有以下教育价值： 一、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 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分布取决于这个民族历史上长期特有的生产方式。对于蒙古族来说,其文化的面貌离不开它的长期所拥有的经济形态的影响。这些民族文化反过来成为保护生态系统的知识体系。比如游牧、轮牧、转场等蒙古族的畜牧方式都有其科学的内涵。作为文化群体的蒙古人，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当它成为一种长久的历史实践时，必然地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把这种生存方式和相应的“财富”称之为蒙古族游牧文化。它是以人、家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个生产生活方式——由人、畜和自然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牧民通过家畜的中介反馈来适应环境，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牧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体验着敬畏自然、注重和谐、崇尚自由的审美境界，这使得蒙古族游牧文化具有了一种深刻的生态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气质。 内蒙古资深生态学家刘钟龄先生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论》一文中指出：“蒙古族人民的游牧生活恰恰构筑了天（气候环境）、地（生物多样性）、人（人群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是历史条件下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高效和谐的组合。游移放牧的完整规范，可以保持草原自我更新的再生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演化，满足家畜的营养（能源）需要，保障人类的生存与进步。这是草原复合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协调有序的耦合效应。存在决定意识，这种优化系统组合必然成为生态观念的客观依据。所以，在蒙古民族文化中，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伦理规范、民风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蕴含了鲜明的生态观点与环境思维。” 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以农耕文化居于主流的汉族文化歧视草原生态系统的文化。 光绪三十一年，“畜牧业落后论”者姚锡光曾经说：“试观此方(指蒙古——引者注)数万里之区，自汉以来……历两千年……绝少进步，则游牧之不足恃为生计”，并断言：“游牧生活断无持久幸存之理，……恐不出五十年，游牧之风将绝境于地球上。”因此，他积极倡导“移民守边”。 在汉语中出现了许多歧视草的词汇，类似于草民、草寇、草包、草莽、草荒、草野、草草、草率、草木之民、草菅人命、斩草除根、草莽英雄等一系列贬低和讨厌草的说法,农耕文化总是以草敌，从与草有关的词汇中得到这方面证明，未经公布或未经公布的试行的法规、规章、条例叫草案，初步写出的文章叫草稿，初步设计叫草拟，临时签署叫草签，设备简陋的戏班子称草合班子，初步画出的设计图叫草图，质地低劣的纸叫草纸，把人命看作野草一样叫草菅人命。不细致叫潦草，母鸡叫草鸡。憎恨草、仇视草，视草为敌，是单一种植业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化意识扩展到草原地带后就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巨大的制度力量。因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对“牧区来说，由于牧场缩小，单位面积载畜量相应增加，超过了自然恢复饲草的限度，引起草原退化。这一系列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起一般所说的农牧矛盾，在民族杂居地区又表现为民族矛盾。” 由此导致对草原文化的排斥，成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生态学家张新时介绍，占地球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草地，是仅次于森林的绿色覆盖层和适应性最强的陆地生态系统。特别是在西部开发中，草地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干旱地区，草原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并不次于森林和农田。草原面积大大超出了能够建构固定农田的面积。但长期以来，草地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国家环保总局、中科院等部门和西部12个省、市、区的联合调查显示，近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