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课件3十七年诗歌1.ppt

十七年时期中国诗人的构成主要是三类： 一类是诗坛主力。 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蔡其矫、严辰等。 他们来自解放区，五、六十年代进入创作旺盛 状态。 二类是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 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李季等。 他们总体特点是调整诗风，以适应新的时期。 三类是一些青年诗人登上文坛。 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白桦等。 诗 的 路 向 的 选 择 在 40 年代后期，左翼诗歌要求诗和激荡的社会生活有更直接联系，在情感和语言上打破 “ 个人 ” 的狭窄范围，成为诗界的强大潮流。 “‘ 我们 ’ 替代了 ‘ 我 ’ ， ‘ 我们 ’ 的语言也替代了 ‘ 我 ’ 的语言 ” 。 　1950 年，《文艺报》开辟了 “ 新诗歌的一些问题 ” 的笔谈专栏 ( 注：《文艺报》第 1 卷第 12 期 (1950 年 3 月 ) ，参加笔谈的有萧三、田间、冯至、马凡陀、邹荻帆、贾芝、林庚、彭燕郊、力扬等。在此前后，该刊还发表了卞之琳、田间、艾青、何其芳等谈诗的文章，也可以看作是笔谈的一部分。 ) 。诗人们对于诗的形式，包括格律、自由体和歌谣体、诗的建行等问题，似乎更为关心。 新诗所依据的尺度，是诗人的 “ 阶级立场 ” 和现实政治态度，以及被认为与此相关的艺术方法。在艺术方法上， “ 现代主义 ” 倾向，和浪漫诗风中注重个人性情感抒写的艺术流脉，被置于否定的方面。 30 年代新诗诗人和诗歌流派，被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 “ 阵线 ” 。 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袁水拍、李季、柯仲平、阮章竞等是新诗的 “ 革命传统 ” 的代表。 而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包括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 “ 现代派 ” 的戴望舒 ( 他后来的 “ 转变 ” 则被肯定 ) 等，是 “ 和当时革命文学对立 ” 的、资产阶级的派别。 在这一时期，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上，诗歌界最关心的不是诗的 “ 本体 ” 问题，不是诗的语言问题 —— 在这方面，没有出现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 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 “ 功能 ” ，以及诗的写作者的 “ 立场 ” 和思想情感的性质的规定。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 “ 人民群众 ” 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十七年的诗歌可以用“战歌”和“颂歌”来概括，诗歌通常被喻为号角、锣鼓、旗帜等。政治抒情诗十分繁荣，诗歌风格豪放、明朗、欢快、激越。 1.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派，个性化严重衰退。 2.极端推崇民歌体,把民歌体作为新诗发展的方向。 3.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和诗歌的社会功能。 三、十七年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 50年代初期，诗人处于思维调整期，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作品不多，主要是颂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标志着一个颂歌时代的开始：你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啊，/你终于在旧中国的母体内/生长，壮大，成熟，/你这个东方巨人终于诞生了。 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放声歌唱》、胡风《时间开始了》、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有的人》具有代表性。 一． 超我的颂歌：时代的代言人 在历史迎来了革命胜利的伟大时代面前，郭沫若既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体会。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艺术当作政治来处理。郭沫若对革命有着一种欣喜如狂的态度。他在50年代大量的政务活动之余，出版有诗集：《新华颂》、《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百花集》、《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其中《百花齐放》以一百种花写成101首诗。对于郭沫若来说，把文学作为革命战斗的工具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诗人们来说，颂扬与贬抑构成了唱出时代心声的诗的主基调，这都是站在民族—国家的超我立场表达出的时代精神。 静 夜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百花齐放》 《水仙花》一诗，最早与《牡丹》、《仙客来》首刊于1958年4月3日《人民日报》。 我们姑且录出：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头过活。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再看一首人们常见的《鸡冠花》：惊人的警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说革命胜利，人民得到解放。但革命是一个接连着又一个，必须保持朝气，时时都才天亮。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