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时间及对策.docVIP

4.3有效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社会治理之路公共理性要求现代国家层面上的治理，应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意味着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治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应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下，各种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的公共治理，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促进地方的官民合作治理和基层社会的公民治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人民群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法分享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决策权。作为公共治理的核心环节，公众是否有权参与公共决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灵魂之所在。”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公民参与决策”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公民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项目的规划，有助于公民帮助政府组织推行公共项目的实施”。这样，形成中的公共政策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各种社会主体的认同与服从。从公共理性的视角来看，我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执政党理性、公民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统一与融合作为主导地方公共治理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治理指南，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加速地方政府的公共理性化，在公共治理的实践中逐步实现政府理性、执政党理性、公民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统一与融合。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一些党员干部宗旨观念、执政理念、服务意识不强，在实践中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融入到治国理政的全部过程之中，融入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环节和细节之中。毛泽东说过，”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的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先进执政理念、服务意识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具体过程与环节之中，是在事实上改变执政党理性与公民理性、公共理性脱节的现实困境，以执政党的公共理性化来加快执政党理性、公民理性、公共理性统一与融合的有效路径之一。 增强地方政府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在增强地方公共治理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必须以现代”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应以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为核心，不断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在现代民主社会，”强力并不构成权力，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在我国现实政治实践中，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迷信权力、高高在上，动辄以强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后所云: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 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的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孟连事件调查结果揭示:该县县委书记胡某一年才下乡26次，且都是当天返回；该县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多住在县城，周一下去，周五回家。”如果县乡干部作风深入务实一点，问题解决得早一点，矛盾也不至于激化”。在公民广泛、有效、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多元公共治理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时代背景下，那些习惯于高高在上的”老爷式”公仆们，必须彻底抛弃”权力理性”至上的理念，要以现代”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真正树立科学的执政观和服务观，切实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再次向我党敲响了警钟:”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位同志，不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宪政框架下，依法行政，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是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之一。 完善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考评机制以党政部门与辖区群众合作决策、合作评议为主体，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考评机制。 温家宝总理强调在现代中国，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负责、服务、献身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然而在我国现实政治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考核的主导权，长期以来几乎完全掌握在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特别是上级党委书记手中；地方党政干部表面上应对所在地区的人民群众负责，实际上却只对有权任免他们的上级主要领导干部负责。这样，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治理一方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并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此外，在经济绩效主导干部升迁的标竿下，一些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