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当降速控制能源消费.docVIP

以适当降速控制能源消费节能目标难以实现与片面追求GDP直接相关，中国应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来保证未来能源供应的可持续。 回顾本世纪头十年，中国能源界有两件事最令国内外关注。一为能源消费增长过快：从2000年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1.07%上升到2010年的20.26%，跃居世界第一位，年增率达8.89%。二是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未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一些重要环境指标恶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国民经济过快增长所形成的对能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 反映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间关系最重要的指标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消费年增率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率的比值。首先看十年间的GDP年增率。按《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资料，2010年GDP为2000年的4.04倍、年增率达14.50%。如按国际货币组织（IMF）以汇率计的GDP，2010年为2000年的4.9倍、年增率达17.24%，而同期世界为6.92%，印度为12.35%。 众所周知，以7%的年增率递增，其值在十年即可翻番，可谓高速增长。显然，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可称之为超高速增长。按GDP年增率可将2000-2010年划分为三段：2000-2002年其值为8.70%，2002-2007年其值为11.65%，2007-2010年其值为9.73%。在2006、2007年GDP年增率高达12.7%、14.2%。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降到10%以下，2010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GDP却“按倷不住”地又升到10.4%。在总体高增长的背景上，按其起伏十年内的这三个阶段依次可称为高、特高、较高。持续十余年的这种GDP超高速增长不能不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走高 一般来说，在经济有所增长情况下，消费弹性系数0.5是能源与经济都较健康发展的表现。换言之，以增长50%而保障了GDP翻一番，是以科技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来保障节能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高效增长，长期保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于低水平意味着持续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其经济是可持续的发展。 但如果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走高，达到1左右、甚至更高，则表示能源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大致同步、甚至表示能源增长更快。其经济发展中没能贯彻节能的原则，是以浪费能源的低水平扩张实现的，这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是难以持续的。 与上述GDP年增率分三时段相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56%，1.03%，0.52%。表现出GDP年增率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加大基本对应的关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3-2007年， 其GDP年增率皆大于10%，这直接导致该期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过高，达到大于1的明显不合理程度。显然，GDP年增率在高水平上持续对能源消费量上升产生了过大的压力。 为了完成在业绩考核中居重要地位的增长指标，某些地区和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节能的要求，以能源高消费来保障目前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这5年间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和原油消费量年增率分别为14.05%、15.71%和8.38%，能源中增加最快的是煤炭。煤炭不仅是能源消费量增大的主体，也使能源消费构成更趋恶化。 能源消费构成恶化 影响节能环保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能源构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占的比例越大，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也越大。能源构成决定于可获得的资源的类型，也决定于其发展程度。 在经济低水平的工业化初期，为了降低成本人们更乐于使用煤炭。在工业化后期人们更看重高效益和环境质量，宁可使用更昂贵些的石油天然气，使用低碳、无碳能源。于是世界从能源的煤炭时代进入石油时代。 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至少是常规油气相对贫乏），加上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比例高，以至占首要位置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煤炭洁净化利用水平仍很低时过高过快的煤炭消费量增长，必然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大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硫和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量，乃至对地表稳定性和地下水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近十年煤炭消费的高速增长令人瞩目。与发达国家减少煤炭消费量的趋势相反，在2000-2005和2005-2010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年增率分别达17.3%和9.3%，而世界同期分别为5.9%和3.8%，能源消费也依重煤炭的印度以上两数为7.5%和7.8%。中国煤炭消费快速增长使其占世界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22.4%升到2010年的48.4%，即全球生产的煤炭一半为中国所消费。 消费高速增长使中国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2011年进口煤炭达1.66亿吨，预计2012年可达2亿吨左右，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