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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出版需要自己《芝加哥手册》中国学术出版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册》 《光明日报》报道：在美国，从事学术著作写作的学者对《芝加哥手册》了如指掌。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自1906年诞生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 目前就全国学术专著出版情况而言，作者因为没有硬性的规范作为指导，其书稿随意性强。于是，各地出版的学术书体例、格式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书情况也大相径庭，所以，国产《芝加哥手册》非出台不可。 制定中国版本的《芝加哥手册》，并非仅仅用于打击学术抄袭，其真正并更深层意义还在于繁荣中国学术出版，提高中国学术出版水平。使国内的学术著作与国际高水平学术出版体系接轨，让中国原创学术成果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悉，在持续关注并长时间调研基础上，新闻出版总署已着手制定全国统一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我们相信，当中国有了自己的《芝加哥手册》，学术著作的格式、体例就有了规范。在此基础上，中国学术更严谨，具有更高水准，将指日可待。 两种类型外校的利与弊 《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根据调查，目前出版社普遍使用的社外校对力量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校对，一种是校对公司。 个体社外校对的身份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大学生专业知识比较新，专业分类也比较细，在一些专业图书校对上有一定优势。但其最大的特点也是难点之一就是流动性太大，人才队伍不够稳定。此外，也有很多出版社聘用退休的有经验的编校人员担任外校。个体外校在管理上因为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以在校大学生为来源的外校人才，如果没有从业经验，必须从头开始培养，因为受就业、升学等因素影响，需要源源不断地对一批又一批新的校对人员进行重新培训，培训时间成本及人力资源成本较大。 相对个体外校而言，校对公司具有人员稳定性较强、工作时间固定、相对比较熟悉编校业务的特点。目前社会上的校对公司数量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在出版社数量比较多的城市，校对公司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并具有一定规模，出版社也比较愿意使用有经验的校对公司。而在出版单位不多的城市因为业务量难以支撑公司运营，校对公司也比较少，出版社更愿意自己培养外校人员。 文学新人的“被阅读” 作家该如何可持续发展 新华网报道：阿根廷独立出版人埃特纳日前发明了一种“不等人的书”，用某种新型墨水印制而成，一旦接触到空气和阳光，字迹就开始变淡直到消失成为白纸。“不等人”的书用心良苦，暗含的是“被阅读”与作家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靠逐渐消失来“要挟”别人读，更多的像是行为艺术或者促销噱头，并不足取。作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一个良好的接受环境，需要有更多的阅读回应，有效性的阅读甚至可以反作用于创作的再生产，但归根结底，“可持续”的动力还是来自内心，来自作家自身对于文学的坚持甚至信仰。这是自己内心竖起的标杆，并不必须仰赖外部世界的耐心。 第一本书传播的重要性如果直接移植到中国，也许会遭受异议：中国有数目惊人的文学期刊，只要写得足够好，总有地方发表，大可不必在“第一本书”的树上吊死。但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传统的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格局业已解体，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它对作家的培养功能和选拔功能都在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新媒体的介入，市场运作的成熟，使得不管是文学大家还是文学新人，都不能无视更广阔更有生机的出版市场的存在了。写作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进入市场，而不再必然需要文学期刊这一传统媒介。 出版商：纸质书迎来”面子”时代 《环球时报》报道：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愈发青睐便利的电子书时，出版商们正筹划给日益过时的纸质书来一次美容大改造。许多新近出版的书都有着特定的装帧设计，毛糙纸边、彩色环衬、高档纸张、考究封套一应俱全。这些创意元素打破了传统书业的围墙。出版商们推断，如果电子书是在便利性上取胜，那么纸质书则不能只注重阅读体验，应该在外观和收藏价值上下工夫。“读精美纸质书的人更出众”，西雅图一家出版社的发行人罗伯特·米勒说，“这跟在电子邮件时代寄出一封真挚的书信是一个道理。” 曾在英国发行《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布鲁姆斯伯瑞出版社一直主张丰富纸质书的高档设计样式。布鲁姆斯伯瑞出版社营销部总经理伊凡·施尼特曼表示，有关图书未来发展形式的业内讨论催生了出版社的这一“面子”战略。“如果我们认为快餐式阅读正飞速迈进电子时代”，施尼特曼表示，“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一本书该有什么特点才能让人们停下来感叹，除了快餐式阅读，还有先买后读的享受式阅读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