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亲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docVIP

与亲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尽管在社会形态、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文明水准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通过和亲，一方面，推动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阐述对各方面影响的主要表现 和亲影响文化民族一、礼仪文化方面的影响 中国自上古即以初具嫁娶形式，但未形成定制。至西周始制定周礼，并将婚礼列为专章，明确规定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对仪式尤其重视。六礼为周人所制，但自上古至清末，历代都有一些变更，有些内容或存或废，但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却一直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和亲也相当重视礼仪，如果婚礼不备，就会导致和亲的失败。正是由于中原王朝特备重视和亲礼仪，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完成和亲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如与隋和亲的突厥突利可汗到大兴（今陕西西安）迎娶和亲公主时，隋文帝“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与和亲的高昌王则“观礼容于旧章，幕威仪之盛典”。再如唐太宗时与吐蕃和亲，其王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与唐和亲的宁远王则“志慕朝化”，曾派儿子薛裕到长安“习华理”。总之，通过和亲，边疆少数民族在礼仪文化方面普遍受到中原文化一定的影响，这些正是中原王朝推行和亲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服饰文化方面的影响 服饰既能反映人们的精神风貌，也能反映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在和亲过程中，这些都得以充分体现。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的长女第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后，因经常往来于长安，“乐汉衣服制度”，对西域的服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与高昌和亲后，高昌王鞠博雅在和亲及朝拜过程中，通过“幕威仪之盛典”，决定“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此例一方面说明和亲对高昌服饰的影响程度——变“胡服”为“华夏服饰”；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隋朝对高昌“从夏”的重视程度。 隋唐王朝与突厥和亲次数最多，类型多样，所以和亲对突厥服饰文化的影响也较为深刻。如启民可汗与隋和亲后曾主动上表隋炀帝，“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再如唐御史中丞和逢尧在景云二年（711）出使突厥时曾劝默可汗说：“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和逢尧之言虽然是劝突厥可汗做唐朝之臣，但其表征却是采用中原服饰。 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相比，和亲对吐蕃服饰文化的影响最深远。据《通典》卷190《边防六》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与吐蕃赞普，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之。赞普亲迎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后人。”由此可见，吐蕃王心态的变化源于唐朝华美的服饰，他后来在服饰方面的“为华风”，显然是和亲的影响所致。文成公主到吐蕃和亲后，“恶国人（吐蕃人）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身释毡裘，袭纨绔，渐慕华风。”以后，吐蕃人衣服逐渐“有了唐服的样式”。直到现在，在西藏还保持了许多唐代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可见汉藏文化交融之深，唐代岭南诗人陈陶概括说：“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虾。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三、建筑文化方面的影响 建筑文化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原王朝的和亲公主因自幼生活在都市之中，出塞和亲后一般都希望继续过着城居生活，而所嫁少数民族的首领也都满足她们的这一需求，所以建筑文化便随着和亲而更加绚丽多彩。如乌孙系游牧民族，属于“行国”，在与汉朝和亲之前，乌孙还没有“城”一类的建筑。细君公主出嫁乌孙后，“自治宫室居”，标志着乌孙有了固定的居住设施。汉朝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后，夫妇常到长安朝贺，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在龟兹建造宫室时，“作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模仿汉制建造宫室，对龟兹的建筑风格影响颇大。龟兹都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宫室壮丽，饰以琅金玉。” 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大都过着游牧生活，随逐水草，迁徙无常，但由于和亲频繁往来于中原王朝的国都以及为了满足和亲频繁晚来与中原王朝的国都以及为了满足和亲公主的生活需求，使他们对城镇生活的优越性有了切身体验，逐渐产生了城居和城镇化意识。突厥、回纥与中原王朝和亲的次数最多，受影响最深，致使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城居生活的意识最为强烈。如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回纥出现了主动建筑宫殿的盛事。 四、音乐文化方面的影响 在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亲过程中，音乐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吸收的特点是比较突出的。如汉与乌孙和亲后，解忧公主曾派其长女第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