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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接力棒”就没有合康变频 2010-05-28 11:13:00 徐兰 高科技制造业到底与传统制造企业有何差异？为什么要团伙创业才可能赢？为什么必须开放股权，合康变频用过去这十年“九死一生”的经历给出了一个答案 文｜《创业家》记者?徐兰 2月1日下午4点40分，北京万达伯尔曼酒店1201客房。 刘锦成熟练地抄起了放在床头的一只闹钟，他飞快地扫了一眼正面，又摸了摸背面，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这绝对是我的钟表厂生产的。” 再有20分钟，他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合康变频（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将举行创业板上市庆功宴。 “这是我搞的第一个上市公司。”刘锦成兴奋地对《创业家》说。 此时，他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楼下的创业伙伴们在催促他赶紧下去。 2010年1月20日，合康变频（SZ:300048）登陆深圳创业板，并在创业板个股普遍大幅下挫之时,一口气走出“七连阳”。 两个不甘心的北京工程师、一个在广东做实业的湖北老板和一个从上海来的咨询顾问，一名精明的浙商，再加上一个联想控股背景的风险投资人，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以“接力棒”的方式，最终促成了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高压变频器企业。 在这个年增速超过40%，市场规模上百亿的新兴行业中，目前合康变频在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上还落后于国内老大——利德华福，一家成立已经十二年的民营企业(两家还一度因为专利权纠纷而对簿公堂)。但后者在境外上市未果后，被海外私募资本骏麒投资以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94%股份。而合康变频仅仅通过创业板IPO拿回来的钱就有9.6亿人民币。 胜负的天平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第一棒：“砰”，爆炸了 2001年9月12日，不寻常的一天。 杜心林、陈秋泉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里面正播放：从西南方向迅速升起橙黄色、亮光的不明飞行物，高度不断升高?? “搞怪啊！真的有不明飞行物吗？”两人讨论了整整一顿饭的时间。接着，开始继续试机，但在话题还没离开“不明飞行物”时，“砰”的一声巨响，整个样机爆炸了，200万元的投入，顷刻间化为乌有。 多年之后，陈秋泉仍能不假思索地说出那个日子，不仅仅是因为“不明飞行物”和爆炸，更是因为那一天几乎丧失了全部信心。尽管他们清楚问题在于产品先天设计不足，也知道如何改进，但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个项目，因为“弹尽粮绝”。 1999年，杜心林和陈秋泉，两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先后离开供职多年的中科院研究所和首钢研究所，进入利德华福，主导功率单元研发工作。?2000年8月，从利德华福离职的杜、陈利用手中唯一的资本“单元串联式多电平变频器”技术开始了首次创业。 此时，国内高压变频器行业刚刚兴起。由于国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电机节能技术发展，高压变频设备需求开始增长，但市场上的主角仍是ABB、西门子等国际品牌。他们出售的高压变频器每台价格高达200万元，堪称暴利。以利德华福为代表的众多国内变频企业都在研究更便宜的进口替代型产品。 深圳市康必达通用电气有限公司是那个时代众多的低压变频贸易企业之一，其董事长郭建军与陈秋泉是老同学。两位工程师一说想法，识货的他们很爽快地投资了200万元。 但这点钱仅够杜和陈做两年的研发，制造出第一台样机。结果在甘肃试机的过程中，意外却发生了。老同学不敢再往里砸钱。 两人不得不回到北京休整，接着开始了新一轮的融资之路。“当时，技术本身不成熟，市场认知度很低，高压变频器仍然是可有可无的配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融资结果可想而知。”杜心林说。在老东家——科研院所、首钢等碰壁后，二人一度消沉。 2002年8月，杜心林通过同乡认识了同门师兄——刘锦成。三人都是湖北荆州市监利县人，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只不过刘锦成高杜心林两届。第一次接到杜心林的电话，听着电话那头滔滔不绝的游说，对高压变频一无所知的刘锦成，实在没有耐心。但他直觉地感到“这个东西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新产业”。 刘锦成在湖北监利县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的他在广东当时著名的万宝集团进出口公司工作。4年后，稍有积蓄的刘锦成在广州租了两间房子，成立了珠江钟厂（广州明珠星集团前身）。又十年，刘锦成的资产超过2亿，旗下工人数近5000人，90%是湖北老家的乡里人，在老家没有人不认识他。“当杜心林打电话给我时，我正有意转行。”刘锦成说。 那时的国内钟表制造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没有品牌也不掌握核心技术，毛利率不到20%，且市场增长缓慢，刘锦成对传统制造业有些意兴阑珊。但不炒股票不玩地产的他该做什么呢？ 所以，刘锦成立马在电话里邀请杜心林直接到广州的家里详谈。听过杜和陈一整天的介绍，又请了做焊接生意的好朋友进行分析，刘锦成得出的结论是：“事”是好“事”，但风险很大。一方面，市场对国内产品的认可度很低，甚至根本不相信国内能造出如此高科技的东西，现在进入，是不是最好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