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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古典的权利 　　曹文轩，著名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代表性长篇小说有《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天瓢》《青铜葵花》《火印》《蜻蜓眼》等，出版作品集《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200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多部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40多种。2016年4月4日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小说无法回避人性 　　谭五昌：您的长篇新作《红瓦》《草房子》问世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权威专家，都交口赞誉，一些新闻媒体在描述评论状况时用了“好评如潮”这个字眼。这是两部反映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历程的长篇，按理说，题材是很陈旧的，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曹文轩：我们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误区，仿佛只有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才可能引起当下人的注意。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一定出了问题。我们误解甚至曲解了“现实主义”。我们把“现实主义”肯定在“当下”、“现在”，以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关注“当下”、“现在”，并且认为只有关注“当下”、“现在”，文学作品才具生命力。这种认识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也是非常浅薄的。从前的现实，也是现实。从前的现实与当下的现实，是平等的，无厚薄、轻重之区别。在“现实主义”与“现在”之间划等号，将“目光落在当下”看成是作家的惟一的观察姿态，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原旨，或者说，与现实主义原旨毫不相干。很显然，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写从前，写历史，一样可以使之成为现实主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批判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人文精神。目光低垂、目光回顾与目光眺望，这些姿势都可以立足于现实主义。换一种说法：文学不是鸡蛋。鸡蛋越新鲜越好，刚生下的鸡蛋，当然比几个月前生的鸡蛋要好。可新鲜却不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情况倒可能相反──如果从审美或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远离我们的东西，反而可能更具美感或魅力，而经过时间沉淀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从前的现实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红瓦》《草房子》被人注意，只能加强我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既然我一时无法消化“当下”，那么我就去写已经被我消化了并且已溶入了我的血液的“过去”。 　　谭五昌：根据我对您这两部小说的阅读感受，我认为您对人性的理解与感悟极其深刻，但在人性恶与人性善这两极上，从整体来看，您显然向后者倾斜，从而使您作品中的人物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而时下许多所谓表现人性的小说，却把人性仅仅表现为丑陋的动物性。请您对此发表您的看法。 　　曹文轩：写人当然要写人性。小说无法回避人性。以往一些小说的肤浅，就正在于放弃了对人性的刺探、窥测与分析。人仅仅被当作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载体，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但我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一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家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必须将人性推至丑陋、恶毒、卑鄙无耻，推至动物性，才能见出他们目光的犀利与思想尖锐。其实，他们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了，将人性的恶极度夸张了。我以为真实的人性并非如此。我写人性，甚至是写一切，只想紧紧咬住一个单词：微妙。我在写每一个人物时，都是小心翼翼地去观察他们。我发现人性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似乎不是你所说的两极，而是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模糊。这里，善与恶没有明显的界限，没有清晰的边缘，没有截然可分的阶段。我们不能为了达到那种所谓的深刻，非要将我们笔下的人物搞得腌?H不堪，面目狰狞，一个个都很猥琐。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人面兽心的家伙。但，我轻易不让这种人物进入我的作品。因为我心里明白，我在内心深处拒斥这种人物。我可能对善确实有所倾斜。这一点，可能与我的美学观有一定的关系。 　　用审美的目光注视一切 　　谭五昌：你们很在意您作品的美感。如果将人性描写成那种样子，大概就会使您的美学愿望无法实现了。 　　曹文轩：是的。善与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无法接受现代主义对人性所采取的刻薄态度。我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全都放在对人性的下作、猥琐部分的描绘与揭示上。其实，将人性写成那副样子，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 　　最难的是写出人性的微妙，是《红楼梦》中的那种微妙。那里头的人性是可以让人琢磨的，而现代主义的人性只能让人感到惊愕，毫无琢磨的可能。 　　谭五昌：在许多人看来，“美”已经是一个很矫情的字眼，而在您看来，它却是您创作中的一个核心单词。《红瓦》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