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求堂遗事钩沉.docVIP

文求堂遗事钩沉 　　东京专卖汉籍的文求堂书店，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得知这个名字，是今年六月初在神保町的原书房，收购了一批京都大学保田清教授的旧藏。保田生前专治哲学史，故这批藏书中多是梁启超、冯友兰、胡适、谢无量等人的民国老版著作。其中也有若干和本，包括朱熹《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单行本各一册，为昭和四年（1929）文求堂书店根据璜川吴氏仿宋刻本影印，从底本、用纸到印刷质量都很精良，每页密密麻麻，都是保田教授的红笔点断和黑笔批注。 　　几星期后，去东京古书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夕入札会”，拍品预展上又看到文求堂印的另一套书：昭和十年（1935）版的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函五册线装。这套书当年印数极少，所以虽然已经有了些微虫蛀，起拍价仍高达十万日元。既售书又印书，是日本书店的特色，文求堂的出版物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有《蒙古语会话》《广东语入门》《官话北京事情》等实用小书。这家当年东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虽然早已湮没，但其遗事仍然散落各处，雪泥鸿爪，待人摭拾。 　　一 　　根据郭沫若的自传第三部《革命春秋》，他在文求堂书店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实属无奈之举。 　　事情还要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说起。那年四月十二日，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原本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撰文批评蒋介石“罪恶书不胜书”，不久被迫逃亡日本。虽然有创造社同仁的资助，但无奈杯水车薪，他不得不以卖文为生。结果旅日十年，成为郭沫若最高产的时期，他曾经“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工夫，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真可谓文思泉涌。 　　但毕竟人在异乡，获取资料并不方便。一九二八年他在寻找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时，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郭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还在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他就已经来过这里，只是当年矮小的日式平房，现在已经焕然一新，被黑色三层大理石西式建筑取代，屋脊的中式造型“看起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其实当年文求堂的店铺，在本乡一丁目六番地，一九二三年地震被毁后，已迁至本乡二丁目二番地，前后不是同一处，郭沫若的记忆略有偏差。 　　店里面“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古今中外、新旧和洋夹杂的布局，正是昭和前期特殊的时代氛围：“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休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 　　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当时五十多岁的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郭氏如此刻薄地描述。虽然其貌不扬，但田中“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 　　那天表明来意后，田中很快就帮郭沫若找到了店里的石印本《殷墟书契考释》，开价十二元。由于囊中羞涩，郭提出，以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作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田中犹豫了一番婉拒了，但告诉郭：要看这一类的书，最好去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那里应有尽有，只要有人介绍，就可以随时阅览。说完，他还将在东洋文库工作的熟人介绍给郭。通过田中的引导，郭沫若发现了东洋文库藏有的一大批无人问津的甲骨文材料，学问开始突飞猛进。 　　两三年后再去求田中庆太郎时，郭沫若已经不是为了买书而是鬻书。当时他和日本妻子安娜一家六口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国内创造社的钱不再按时寄来，而且在汇率波动之下，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稿费也根本兑换不了多少日元。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再次走进本乡二丁目二番地：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元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本书是很难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元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文中所说的书店，无疑就是文求堂。田中不愧是经常从中国进口古籍的，随口就换算出日币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平心而论，这笔钱其实不算少，因为当时傅抱石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也不过“月领薪水六十元”。所以田中支付的版税，已经相当于国民政府一个中高级外交官员半年的收入了。后来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这笔钱“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很深而具有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