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斯)尔》史诗音乐范式与汉族曲牌.pdfVIP

2016年8月 民燕天乎研毙 Aug．2016 第34卷第4期 StudiesofEthnicLiterature V01．34Iss．4 《格萨【斯)尔》史诗音乐范式与汉族曲牌 姚慧 内容提要： 文章由《格萨(斯)尔》史诗音乐是否为曲牌的追问入手，以简要梳 理汉族曲牌发展脉络为基础，从口语文化的层面探寻曲牌性思维与史诗音乐范式 之间的关联，同时提出不能仅以曲牌的某一侧面或特征为依据来指涉他民族的音 乐类型是否为汉族曲牌。进而揭示早期汉族曲牌与史诗音乐范式所共有的口语文 化思维与规律。 关键词：格萨(斯)尔史诗音乐范式曲牌曲牌性(音乐)思维口语文化 《格萨(斯)尔》史诗是跨地域、跨民族传播的一种史诗类型，其中凝聚着多民族历代民间 艺人在口头传承中积淀与蕴藉的丰富智慧。它以史诗演述与说唱的形式保存着流布地区民 族看待世界、描绘世界的审美取向、价值判断与民族记忆，不同民族在演述与传播过程中又 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音乐特征。 藏学和蒙古族音乐学者皆有用汉族曲牌指代《格萨(斯)尔》音乐及其他史诗音乐的惯常 用法①，但却鲜有人论及其缘由，也未有学者对其使用依据作过专门的讨论。藏、蒙、土族《格萨 (斯)尔》史诗音乐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汉族曲牌，《格萨(斯)尔》史诗音乐的属性如何认定，不 同民族《格萨(斯)尔》史诗音乐的共有范式与汉族曲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等问题浮出水面。 一曲牌：一个发展的概念 “曲牌”是中国汉族音乐中非常重要且分布极广的一个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曲牌音乐 具有不同的特点。汉族曲牌不仅范畴复杂庞大，而且中国音乐学界对“曲牌”的研究汗牛充 栋，本文只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探寻《格萨(斯)尔》音乐与曲牌关系之前，粗略 勾勒“曲牌”的基本发展脉络，为后文的论述奠定基础。 曲牌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乔建中认为：“从整体而言，汉族传统音 ①相关已有成果的梳理详见笔者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跨民族传播中的(格萨(斯)尔)史诗音乐范式比较 研究：以藏、蒙、土族(格萨(斯)尔)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15年。 159 ．风燕文乎研究．2016年第41t／1 乐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非曲牌音乐，如绝大多数琴曲、一部分琵琶、筝独奏曲等。它们的数量 是有限的。二是曲牌音乐。它又可以分作狭义和广义两部分，狭义的曲牌音乐包括历史上的 南北曲、散曲、小令以及全部以曲牌为主的曲艺、戏曲曲种、剧种音乐、大多数民间器乐、一部 分民歌(小调)及歌舞音乐所使用的单个‘曲牌’。这一部分数量巨大，是曲牌的主体。广义的 曲牌音乐是指那些虽无‘牌名’，但实质上是按照曲牌性原则形成的音乐。”① 与此同时，乔建中将曲牌的发展轨迹概括为四个时期，即“非曲牌时期”“雏形期”“成熟 期”和“嬗变期”。其中，“非曲牌时期”实际上是孕育曲牌的准备期，在此期间文学与音乐的关 系尚未成熟。曲牌的雏形期和成熟期，总的可以称之为曲牌时期。雏形期即“倚声填词”期，相 当于历史上的唐宋时代；成熟期即“以诗从乐”期，相当于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成熟期的重 要标志之一是宋金时代兴起的“诸宫调”；标志之二是相继形成的元杂剧和明传奇。这是一个 音乐与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结合的时代。② 在乔建中对曲牌整体发展脉络概括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稿》 又是如何记录与论述曲牌的发展轨迹的。与曲牌有渊源关系的最早形式可能是唐五代的《曲 子》，而《曲子》的基础则是民间大量流行的新旧民歌： 在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大量民歌的长期持续过程中，劳动人民自己，除了担负主 要的创作‘骓务以外，又通过群众意见自发的交流与集合，对当时流行的新旧民歌， 进行了选择；从其中把优秀的、特别得到群众爱好的民歌渐渐区别开来，加以更多 的推荐，更广泛的应用，为它们填进更多的歌词，在演唱艺术上，在音乐的加工改编 上，对它们进行了更多的努力。这种被选择、推荐、加工的民歌，虽然基本上是出于 民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