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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亦论民族自决权慕亚平郑艳(中山大学法政学院法律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摘要〕本文围绕民族自决权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不应简单地从民族学和国内法角度对民族的概念加以解释,而应从国际法的角度用“大民族”或“国族”的含义理解,防止和避免民族分裂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发生;还从民族自决权在新老形势下的作用探讨了“自决”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单包括国家独立的含义,它已从政治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扩展到国家有权维护主权、统一和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权利。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民族自决权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键词〕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是当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在历史上对反对殖民主义、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兴起的运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多数“被外国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基本已经独立,在国际社会中似乎放慢了“自决”的步伐。然而,冷战结束后,被冷战长期掩盖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苏联、东欧、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独立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和土著部落纷纷借口民族自决权,要求脱离国家而独立。民族自决权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准确理解民族自决权的涵义、阐明其作用并使其得以正确实施,又重新为国际法学者所重视。一“民族自决权的理念源于欧洲,初倡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民族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起初其旨在反对封建君权和神权,“并且同民族国家原则相结合,这个原则要求把国际社会组织为一些民族国家,因为只有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创造物”〔2〕。民族自决理论最先由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4点原则”中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思想〔3〕。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则系统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列宁指出:“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Ξ本文修改稿1997年11月25日收到。92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4〕同时,列宁又反对违反民族意志的合并和分离,他在《和平法令》中进一步阐述:“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况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的。”〔5〕在这一时期,虽然苏联一再强调这项原则的重要性,并企图使其成为处理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只不过是一项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更没有成为国际法原则。此时的民族概念仅为民族学或者国内法上的民族概念,和现代国际法上解释为“people”或“nation”的民族有较大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独立民族(非自治领土、托管领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权作为这些民族斗争的武器随之得到丰富与发展,并逐步被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确认民族自决原则为普遍性国际法原则的国际文件,《宪章》第1条第2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虽然当时规定不明确,但毕竟表明了民族自决权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为了促进托管领土的自治,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通过了《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支持一切人民和民族的自决原则”。1960年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迅速和无条件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该宣告通过规定所有人民可以“自由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将民族自决权拓宽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丰富了民族自决权的内容。1970年《联合国国际法原则宣言》确立了“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原则”,正式表明民族自决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构成国际法的基础,贯穿于国际法的始终。民族自决权除见之于联合国文件外,也得到国际公约的认同,并且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得到确认。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在第一部分第一款用完全相同的措辞专门规定了自决权:“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两公约将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独立于公民个人权利规定于第一条,构成其他一切基本权利的前提,使缔约国承担了义务。国际法院1971年在纳米比亚的咨询案和西撒哈拉案中都表明“联合国宪章所表现的自决原则已由嗣后的国际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