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汪少华《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汇编.docVIP

书评：汪少华《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 乔秀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书绪论引许嘉璐语：“传统‘小学’原本对文化现象是十分关心的，但是当它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比较彻底地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远离了文化……传统‘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原本就是文化，或者说‘小学’就是为文化的阐释而产生的，而那个时期文化的最集中的记录则是经书。”此话提出较深刻的问题，只有权威学者才敢讲，而且话也只讲到这里。“文化”一词可以包含人类认知的一切内容，而且小学阐释的对象毕竟是语言。因此，“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文化”，实际上几乎等于说“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经书”。小学“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离开了小学产生发展的土壤，这就是现代训诂学的尴尬处境。传统训诂学主要的阐释对象是经书，失去主要阐释对象的小学，如同无米之炊，不知能做出什么饭来。笔者作为行外人，感觉近二十年来训诂学家研究的重点似乎在中古以后词汇、敦煌俗字等，包括经书在内的先秦两汉经典文献的训诂研究并不活跃。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避熟就生等现实考虑外，“经学附庸”成为一种咒语，束缚了学者的思想，未尝不是一种原因。且不论外行人妄言是否得当，现在作者汪少华毅然研究先秦两汉车制，以《考工记》、《左传》等传统经典中词语为一方面的研究对象，犹如空谷足音，反而显得新鲜。本书另一方面研究对象是出土遗物。在训诂学和考古学的交叉点上，作者对照文献和古器物进行研究，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作者考虑到读者或不熟悉有关研究情况，引录前人有关论述务求详备，致使外行人如笔者也能容易理解问题所在，这对作者的考订也增添了格外的说服力。本书对所有关心经学、古代车制以及传统训诂的人，无疑都是一部好书。 既然是“考辨”，本书主旨不在于提供系统知识，更重要的是，本书的考辨具有尖端性，论述又较稳妥，因此能够引发我们对学术方法的思考。 作者自述其研究具有“训诂学向考古学、科技史靠拢和介入”，在其间“建立桥梁”的意义（见〈绪论〉）。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当中，《尔雅》归《孝经》类，与《仓颉》、《急就》等属“小学”类不同，说明今日所谓小学的内容不完全包摄在经学范畴内，而训诂经典《尔雅》则属于解经性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是《诗》学的一端，魏人糜信解剖蛤蟆以论《月令》“反舌”（见《月令》疏、《太平御览》等），清人程瑶田参考实物作《九穀考》，似乎都有一种科学实证精神。但经学毕竟以探讨经义为准的，不能与科学研究等同视之。比如《考工记》贾公彦疏对器度数字不厌其烦地说明计算方法，而对名物考实全不措意；假如郑玄注说“如今之某物”，贾疏只说“郑举汉法以为况”，不管此物形状如何，因为具体形状无关经义。乾隆年间林乔荫自序《三礼陈数求义》说：“舍义而陈数，固无由见先王体性达情之故；而舍数而专言义，又何所据而得其明备之实。则是二者不可偏废，而因数寻义，庶几近之。”光绪间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说：“有经学家之小学，有金石家之小学。”所以经学家的训诂在现代人看来往往不合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杜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本书第119页，作者赞同许嘉璐“靽是套在马臀部的皮带”的观点，但文献上见到的“靽”（或“绊”）都是拘绊马足的绳子，见不到“靽”作为“套在马臀部的皮带”的例子，所以只能“推测《左传》的‘靽’有可能是类似‘緧’‘鞧’的鞁具”。孔颖达的解释与此不同：“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胸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縶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靽是拘绊马足的绳子，和杜注说“在後”似乎矛盾。孔颖达解释说，杜注“在背”“在胸”“在腹”“在後”，应该是由上而下的次序，所以“在後”实际上就是“在足”。诚如作者批评，孔颖达这种解释十分牵强，不能说明杜注为什么说“在後”而不说“在足”。但孔颖达至少勉强作了解释，并且对经文“韅靷鞅靽”四物列举的次序也给出了条理。以“在後”为臀部，认为“靽”是臀部的皮具，但不知为何物，固然是科学的态度。但科学有时无法满足经学的需要，所以经学有自己的解释方法，尽管这种牵强的解释也被后来的经学家纠正。 先秦两汉车制，当时的工匠自然非常清楚，当时乘坐的贵族们对车上各部位的名称也应该熟悉。考古学家渠川福认为：“目前，已有数以百计的先秦古车标本出土，比之汉代学者，我们虽然年代更为久远，但条件反而可谓是近水楼台，得以不断增加的新的实物资料与《考工记》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进行直接的对比研究。至于对汉人及历代学者的释说，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参考而不盲从，摆脱而不抛弃，毕竟他们的成果还未可一笔抹杀。”（第21页引）笔者相信渠川福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对先秦古车遗物有深入研究，所以能自信如此。他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惜他不研究历史文献，所以一提到文献，只能甘拜下风。何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