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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图书国际贸易考述［摘要］通过文献调研，勾勒出中国古代图书国际贸易的概况，认为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图书在国际市场中最主要的消费者是日本人、朝鲜人和越南人；明清之后，西方传教士也大量购买中国图书。 ［关键词］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 国际市场 图书销售 在近现代以前，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处于领先地位，周边国家都要受到中国文化的辐射。图书作为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无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图书不仅有国内市场，还存在着国际市场。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图书在国际市场中最主要的消费者是日本人、朝鲜人和越南人；而明清之后，西方传教士也大量购买中国图书。 1 日 本 关于近现代以前日本人购求中国图书典籍的情况，严绍璗先生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及大庭修先生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书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读者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述。 2 朝 鲜 和日本相比，朝鲜由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因此和中国的关系要更为密切一些。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朝鲜对中国图书有较大的需求。《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提到：“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日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1]3620而同书同卷《东夷?百济》也说：“其书籍有《五经》、子、史……”[1]3625据此可见，朝鲜历史上所谓“三国时期”的高丽、百济民众都喜爱图书，而所读的图书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典籍。 中国图书传播、流通到朝鲜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4种：①在朝鲜来朝贡时作为赏赐交给使者带回国内，这种情况历代多有；②朝鲜文化精英结交的中国友人的慷慨馈赠，例如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文人学者纪昀、翁方纲等均和朝鲜人有此类交往；③朝鲜人自己来中国图书市场上有目的地主动采购，这既包括像北京琉璃厂这样的文化中心市场，也包括边境市场上的图书买卖；④商人将中国图书带到朝鲜售卖。后两种属于中国古代图书的国际市场。 商人将中国图书带到朝鲜售卖，《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的诗被商人带到朝鲜就是一个例子[2]28。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朝鲜人来中国图书市场上采购，这种采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民间个人行为，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主导的大宗采购。例如，《正祖实录》五年（1781）六月甲申载： 上雅尚经籍……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移旧弘文馆藏本及江华府行宫所藏皇明赐书诸种以益之。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3]332。 材料中提到的“燕肆”就是中国图书市场。朝鲜政府在采购图书时还事先编撰好《访书录》，按图索骥，有意识地寻访国内缺少的图书。 有关朝鲜政府派人到中国购书的情况，韩致奫《海东绎史?艺文志》中有一些相关记载，例如元朝时朝鲜政府派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结果路上船破了，赤身上岸，后来是在南京任太子府参军的洪瀹给了“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4]2455。书中还记载了明、清时期朝鲜政府从中国购书的一些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买回《吾学编》、《弇山堂别集》（闵馨男持来）。清康熙五十二年，贸来《全唐诗》、《古文渊鉴》、《佩文韵府》共三百余卷（金昌集持来）。雍正元年赍来《康熙字典》、《性理精义》、《诗经传说汇纂》、《音韵阐微》等书（骊川君增持来）。乾隆四（按：原文误作“五”）十三年戊戌，购来《图书集成》一部五千余卷[4]2458-2459。 朝鲜政府重视购书，因此派到中国来的使者往往同时负有采购图书的任务。清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朝鲜人好书”载：“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5]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撰写的“燕行录”中，有的就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图书市场上购书的具体情况。例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出使中国，撰有《庚子燕行杂识》，其中就提到： 所购册子：《宋史》一百卷,《纪事本末》六十四卷,《凤洲纲鉴》四十八卷,《元史》五十卷,《太平广记》四十卷,《元文类》、《三国志》并二十四卷,《草庐集》二十卷,《西陂集》十六卷,《古今人物论》十四卷,《陆宣公集》、《宗忠简集》、《许文穆集》并六卷,《高皇帝集》五卷,《朱批诗经》、《蚕尾集》并四卷,《岳武穆集》三卷,《罗昭谏集》、《万年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