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pptVIP

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 “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鲁迅文学创作的源头和鲁迅思想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鲁迅自传》等文中，对“弃医从文”改变国民精神的目的进行了说明，但是，学术界仍然提出不少异议。 改革开放以来，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研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准确把握了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的内生因素与外部环境，给予鲁迅早期思想研究许多新的启示。 前言 一、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思想启蒙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是沿着“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启蒙的路向行进的。鲁迅留学日本选择医学，一是为了日后当医生能够解除像他父亲一样的病痛，二是为了促进国人的维新思想。 但是，随着“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等仙台经验的深刻感悟，鲁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医学仅仅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人的精神。要改造国民劣根性，必须致力于文艺唤醒民众。多年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按照这一路经阐述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 一、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思想启蒙 1981年，蒋荷贞认为“鲁迅的弃医从文，既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也决不是由于偶然的一个客观原因，而是他思想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相消长的一个质变”，“标志着鲁迅抛弃改良主义，迈向民主革命启蒙宣传的道路。” 1985年，程麻《鲁迅日本留学史》指出，鲁迅从初到日本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发展到以文学救人的志向”是鲁迅最可宝贵的地方，鲁迅认为人是社会科学中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救国必先救人。因此，他主动顺应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战胜以至最后取代改良派的斗争”思想革命的需要，立志“弃医从文”，拯救中国人的精神，历史就已经把他放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启蒙主义战士的地位了。 一、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思想启蒙 吴俊认为，鲁迅到日本后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使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国家要想自强不息，必须与世界现代文明相联系，意识到西方科学知识对于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鲁迅的仙台学医，与之后的“弃医从文”，就是他对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文化的自觉认同。 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就在于他“更为清醒而深切地省悟了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的精神与人性弊端，”“从科学知识的启蒙转向人文精神启蒙的思想变化。” 一、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思想启蒙 本人观点： 从“弃医从文”的政治化、革命化目的解读到到启蒙思想家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的探寻，是新时期以来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还原鲁迅”、“回归鲁迅”取得重大进展的显著标志。 这种观点被纳入中学和高校教科书，成为一种最权威的定论。需要特别指出，鲁迅自述唤醒民众，首推文艺是建立在文学自觉意识、文学天赋之上的一种价值判断，如果缺少这个支撑条件，鲁迅“弃医”未必走向文学之路。 二、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民族屈辱 一个事件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观点乃至人生方向，这种认识已为心理学所证实。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仙台时期，“幻灯事件”，“找茬事件”带来的个人屈辱和民族屈辱，是打破鲁迅心理格局，改变鲁迅人生轨迹的标志性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转因，这种看法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 二、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民族屈辱 程麻认为，“漏题事件”让鲁迅感受到了一个弱国子民被无端欺辱时苦诉无门的痛苦心情。这种无端受辱的痛苦，要比他小时在故乡的当铺里抵押衣物时所受的轻蔑强烈得多。 对比起来，儿时也许还只是个人或家庭的屈辱，而现在蒙受的则是全民族和整个中国的屈辱。亲身感受的精神痛苦已经使鲁迅的爱国激情翻腾到炽热的程度，只要再有一点火星飞来，它就会马上熊熊燃烧起来，促使鲁迅的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 二、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民族屈辱 高远东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动因来源于自己痛苦屈辱的体验。绍兴家道中落，由小康坠入困顿，犹如掉进冰水里。“幻灯事件”，“找茬事件”，日俄战争胜利的祝捷会、提灯游行等一系列的屈辱，耻辱，“寓言式”的隐含着近代中国的种种遭遇，促成了鲁迅个人经验与民族屈辱、家国之恨的迅速汇聚与融合，唤醒了鲁迅的民族自觉意识，破灭了 “医学救国”的梦想，促成了鲁迅做出了改变人生方向的重大选择。 二、鲁迅“弃医从文”源于民族屈辱 最早从民族屈辱体验视角研究鲁迅“弃医从文”动因的是日本著名鲁迅研究者竹内好。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鲁迅》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启蒙主义叙述提出了质疑，他说，“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