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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改革视角看我国春秋时期教育发展摘 要： 春秋时期士阶层崛起，孔子创办私学，通过课程改革，以“仁”统摄新“六艺”，希望实现“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宏愿，为封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关键词： 孔子 私学 课程 六艺 仁 “课程”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孔颖达《五经正义》为《诗经·小雅·巧言》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注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也。”喻义“伟业”，其涵义远远超出学校教育范围。宋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有“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功夫”，已包含学习范围、进程、计划的程式之义。 一、春秋时期的官学课程 在春秋时期，虽无课程之名，但已有课程之实，当时的课程即教学科目。 孔子兴办私学之前，“学在官府”，《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以六艺。”“六艺”是官学中的教学科目。教育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目的是为当时社会培养官吏，其功利主义倾向明显。西周中期已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当时的“六艺”主要包括：①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②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教育；③射：射技教育；④御：以射箭、驾兵车为主的军事技术；⑤书：学习写字的教育；⑥数：简单的数量计算教育。统称为“旧六艺”。 二、由官学到私学 春秋时期社会转型：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在形成。政权逐步下移，新兴封建势力逐步突破奴隶制的束缚。正如孔子所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才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礼坏乐崩”，宗族“礼法”逐渐松弛以至瓦解，士阶层在此形势下迅速崛起。 动乱时代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的命运。他们沦落为士，成为春秋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许多原来在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士，也流落到了民间。同时，“国人暴动”冲击、威胁着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所掌握的“六艺”知识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与此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枷锁，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士阶层另一大来源，是庶人中的佼佼者。《周礼·地官·司徒》：“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劳心者”和“劳力者”。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劳动产品，可养活这些“劳心者”。 士阶层的扩大，为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人力资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随着周天子大权旁落，宗法制瓦解，“学在官府”局面难以为继。到孔子时代，原深藏宫廷密室的图书典籍散落民间。官学的崩溃，必然导致私学的兴起。在这一文化巨变中，士阶层尤其是领袖人物推波助澜，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对此，章太炎先生曾下一断语：“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国故论衡》），说明官学与私学交替，应在此时。 孔子通过自学及师无常师，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为治学、育人、治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十而立”，30岁时他创办了自己的私学。《庄子·天下》篇在述及先秦学术演变史时写道： 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其中“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的就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孔子私学继承了西周教育传统，学生广泛学习“六艺”，因此孔子也成为春秋时期将官学课程用于私学教育的第一人。 三、春秋时期的课程变革 与当时“士”不同，孔子及弟子拥有远大抱负：他们超越个人经济地位和阶级背景的狭隘限定，从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众富足的宏观角度去思考人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思以其学易天下”，这些人生志向决定了孔子在私学教育中要进行大胆改革。 “课程改革是社会改革在教育领域的折射。”[1]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课程改革恢复周礼，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目的是维护社会安定，重建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即实现其“道”。 要实现上述社会改革的目标，关键是育人。儒家尤其重视“德”。孔子将办学目标定位在培养“君子”上，他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而“仁”又是孔子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一以贯之”的道德修养最高准则。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唯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仁是孔子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