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奥运会看中国记者职业责任.docVIP

从伦敦奥运会看中国记者职业责任在刚刚闭幕的伦敦奥运会上，来自中国的２００多位摄影、文字记者，４００多位广播、电视记者，以及３００余名给国际奥委会提供电视信号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千余人的庞大报道团队，成为仅次于东道主和美国的第三大报道阵容，正是有了这千余人的辛勤工作，让国内读者、观众和听众能了解到发生在伦敦赛场内外的点点滴滴，如实详尽地报道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也颂扬了各国体育健儿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追求公平、参与、向上的奥林匹克理念，向自身和人类的身体极限发起挑战的勇气和决心。 可以说，每一位参与奥运会报道的记者，他们同样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追求者和践行者。作为中国记者，更应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媒体应成为公众判断价值、表达诉求的载体 无可否认的是，经历过２００８年辉煌的中国人，奥运金牌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迁。我们的媒体在舆论风向上，也在悄然改变着“惟金牌论”的既往观点，“败亦英雄”，成为了奥运会期间中国媒体最流行的话语之一，这亦可以看作是民意的一种体现。这种情绪，在刘翔负伤退出比赛后达到了顶峰。更多媒体将大众偶像刘翔，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远远超过了赛场上的成败得失，体现了民智的成熟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媒体通过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更能发现和甄选附在“金牌”背后的复杂信息。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奥运金牌不仅仅作为国家荣誉的象征出现，更成为公众判断价值、表达诉求的载体。 在叶诗文夺金之后遭遇个别西方媒体记者的刁难和置疑，郭爽、宫金杰的金牌得而复失，以及陈一冰蒙冤丢金之后，我们的媒体又自觉地站在中国选手一边，试图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成绩。 单就我们的读者、观众对金牌的态度而言，他们的表现往往大相径庭，这与我们中国媒体人对奥林匹克的深刻理解，对公正、参与、向上的追求密切相关。但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种态度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对公平和规则的维护。这或许也反映出一个时下民众最关切的诉求，那就是对于公平秩序的热切吁请。 当我们的读者、观众有这种需求时，我们的媒体在导向上的指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伦敦奥运会上，在个别国内的媒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不和谐、不真实的声音，不仅给国内的读者和观众传递了错误信息，误导了舆论导向，在读者中间造成不好的印象，而且还给西方一些媒体攻击我国的现行制度、否定甚至诬蔑我们优秀运动员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提供了“口实”。 ７月２９日，１７岁的中国小将周俊在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比赛中三次试举失败，无缘奖牌。赛后，有家报纸将周俊称为“中国女举最耻辱一败”。几日之后，他们虽然就此向周俊公开道歉，道歉文字还有那么点诗情画意，但这个“最耻辱一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消除。 而持有此观点的，并非上面提到的一家媒体。 我们的个别媒体之所以出现“最耻辱一败”这种道歉者自称的“低级错误”，并非偶然。在他们的眼里，只有竞技场上的胜利者才是英雄，而最后未获得奖牌的运动员，统统都是失败者，这从有些媒体爆炒奥运金牌得主所享受的待遇、所获得的奖励就足窥一斑。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国人觉得金牌不再重要，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国际赛场上升起？而是对赛事观赏相对成熟了许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媒体匆忙地给周俊定性为“最耻辱一败”，实际上流露出的是媚俗的倾向，大概还要借此抨击一下奥运选拔制度的“猫腻”，只是选错了“靶子”，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自取其辱。 媒体应该通过客观报道，让体育真正回归它的本来面目，使我们那些在赛场上一展风姿的运动员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一面，而不是“运动机器”的一面。 在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的于洋、王晓理出于在淘汰赛中避开中国队另一对选手、从而力争让中国队能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的考虑，在与韩国队的比赛中，消极比赛，主动求负。与他们一起同时不思进取的还有另外两对韩国选手和一对印尼选手。这些选手的这种行为理当受到舆论谴责，因为他们违背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竞赛宗旨，也违背了“尊重对手，尊重观众”的运动员准则。 国内个别媒体却在“于洋、王晓理事件”发生后，没有冷静、客观地分析让球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将所有的指责、甚至谩骂都投向这两位中国选手：记者从一家网站上看到，上海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用重镑大字标出醒目标题：《惊天丑闻，中国制造》，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不知羞耻的中国运动员》，还有一家报社的标题是：《观众把最响的嘘声送给她们！》 用如此语言评价一个运动员，实在有失公允。因为谁又能否认，这次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竞赛规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漏洞，在比赛赛场上同时出现３个国家、４对选手不约而同消极比赛、故意输球的现象，这说明国际羽联在规则上确实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