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述评.docVIP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述评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推进作用。从中外教育发展史来看，中国的书院教育，是世界教育科学发展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有其许多独有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无论是全国还是闽北，南宋才真正是书院文化的鼎盛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突出，影响显著。随着南宋政治中心的难移，福建的书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闽北地区的发展尤为繁荣，这一时期理学发展渐趋成熟，在濂、洛、关、闽四派中，闽学后出转精，朱熹成为集大成者，而书院与理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大师的倡导、传道影响了几代人。地处闽北地理位置中心的建阳在宋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书院中的中坚人物纷纷著书刻书，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是官学腐败遭到大部分有志于学的儒者的厌倦与唾弃，官学管理散漫，教学之路狭窄，学生只知“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科举应试教育的弊端已充分显露。有识之士纷纷转向书院这种更有学术氛围的私学，从而激发了书院的勃兴。朱熹与当时闽北各理学群体都形成联系，这也正是他日后之所以能取各流派所长而集大成，开创以他为代表的闽学。闽北的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和建阳沧州精舍(考亭)分别是闽学学派开创(1170—1178)、形成(1183—1190)及成熟(1191—1200)三个阶段的讲学中心，一个规模庞大的闽北学术集团正是在此形成的闽学书院同官学在时政上保持着特有的距离。当官学低沉时，书院往往及时填补这一空间，有利于科举的兴盛；而官学达到高潮时，书院也未必沉落，因为在当时学术的推动是书院的生命所在。另外，就地理分布而言，未进入官学化时期的书院多分布在山林，与官立学校分布在城镇不同，就是那些在地方行政中心地区所建的书院，也不像州县学那样建在城市中心的繁华之地，而是选择僻静形胜之地。因此，私学书院与官立学校之间存在着山林布局与城镇布局的对立。闽学书院择师选生的开放教学管理方式与官学亦有不同，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成为真正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场所，使学术可以按照自身的规律演进。书院是孕育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新学派的孵化器。综观中国书院史，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孟子要略》、《周易参同契考异》等等，都是在他创建的福州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著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武夷山与朱子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朱子理学的摇蓝。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孕育、形成、发展。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文化基本形态的儒、释、道汇集于武夷山一带。到了南宋，14岁的朱熹到武夷山落籍,直到71岁去世,在武夷山从学、著述、传教、生活近60年,在武夷山完成朱子理学思想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他集濂、洛、关学之大成，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以儒学融合佛道，改正三教鼎立，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在武夷山创办的武夷精舍等书院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200多人，其中许多成为著名理学家，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理学学派。在朱熹的影响下，历代理学家纷纷以传道为己任，在武夷山溪畔峰麓择基筑室，著书授徒，弘扬理学，使武夷山成为朱子理学萌芽、成熟，直到传播、发展的名山，为中国古文化做出突出贡献。因此，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赞誉: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