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上都分省考述 -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doc

元代行御史台述论 行御史台是元代独创的监察官署。它作为御史台的派出和分设机构，对元帝国监察制度的发展和监察网络构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元代行御史台，丹羽友三郎曾对陕西行御史台的创立、发展及员额变化，作了开拓性探讨。堤一昭又重点阐述了江南行台设立的军事背景，行台的监察、军事双重职能及其在江南统治中的地位 。洪金富、郝时远则分别从监察制度特点、设置形式及变迁等角度，多有高论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试从建置概况、大夫中丞综领与察院巡守、对行省的监察、节制指挥廉访司、行台官员任用等方面，作如下较系统的考察。 （一）行御史台建置概况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云：“元中台建于大都，西台建于陕西，南台建于建康。其余各道设廉访司，隶于三台”。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统一定名于成宗大德元年（1297）十月 。但创立、沿革并非同步。 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为了加强对江南新征服区域“方伯连帅”、“大小官吏”的监督和“临察”，忽必烈降诏设置了以蒙古勋旧相威“为头”的行御史台 。江南行台起初设于江淮行省治所扬州路，旋迁杭州、江州，还一度废罢。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再迁建康路，江南行台才算稳定下来 。建康路“控扼险阻，外连江淮，内倚湖海”，为“东南之总”，江南行台设于此，可以避免行台、行省同处一城时“两大府并立，势逼则事窒，情通则威亵”的弊病，对控制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纲纪十道”，“挈其领而为治” ，也非常有利。关于江南行台的名称和按治区域，虞集《御史台记》云：“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台。二十七年专莅江南之地，号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官秩如内台” 。此说不十分确切。揆以《元史?百官志二》，《南台备要》《立行台名字》、《行台升正二品》 ，江南行台“专莅江南之地”，似发生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迁于建康和“淮东、淮西、山南三道拨隶内台”之际。这与至元二十三年左右江淮行省易名为江浙行省、专辖东南之地的变化，几乎是同时的。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之名的确定，则是晚至大德元年（1297年）的事。在此以前，南台一直称“行御史台”或“行台”。唯有江南行台与内台同样享受正二品秩，始于至元二十七年。 在陕西行御史台正式设立之前，元廷曾分别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立过河西行御史台（治永昌）和云南行御史台（治中庆路）。丹羽友三郎认为，河西行台和云南行台，均为陕西行台的前身，还把河西行台的存在时间视作西台的“暂立期” 。然而，《永乐大典?宪台通记》、《至正集》卷四五《敕赐重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碑》及《元史》《百官志二》、《世祖纪十四》追述陕西行御史台由来时，只记至元二十七年所置云南诸路行御史台，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徙置西川”，“大德元年，移云南行台于京兆，为陕西行台，而云南改立廉访司”。鉴于此，把陕西行御史台的前身局限于云南行御史台，把陕西行御史台的创建时间确定在云南行台设置的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似乎比较妥当。至于河西行御史台，正如郝时远的考订，它并非《新元史》所云设于至元初，而是设于至元十九年，翌年即废罢。严格地说，河西行御史台只能算是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所负责的的监察区内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特殊行台设置。其性质“是主管畏兀儿人口的监察机构”，而且是一个“职能有限”的“临时性的机构” 。另外，丹羽友三郎把陕西行台的沿革过程细分为“暂立期”、“创设期”、“确立期”、“整备期”、“确定期”五个阶段 。此说相当细微，但不无繁琐之嫌。与其如此，毋宁以大德元年七月为界大略划分为云南行御史台和改立陕西行御史台两个阶段。 元朝廷设置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意图。其一，“镇遏军民”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建议恢复江南行台时所说的“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遇居多” ，讲的是行台的“镇遏”功用。许有壬《敕赐重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碑》载：“关中东控中夏，西南北极北陲，树之行台，俯制部属。崇严之势立，则敬畏之心生，敬畏之心生，兹用不犯矣” ，也不外“镇遏”的意思。其二，“纠察非违” ，许有壬所云：“消奸邪于未萌，轧豪猾不敢喘气” ，虞集所说：“置行御史台，寄耳目之寓，以临察之” ，均是对“纠察非违”的进一步诠释。堤一昭依据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三年的江南行台大夫相威和博罗欢，分别担任过五投下军团长和淮东都元帅，平宋战争中又长期转战在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等史实，特别强调江南行台镇压反叛的军事活动是与监察并存的双重职能之一 。堤一昭的见解，在相威、博罗欢任南台大夫期间完全可以成立。有元一代，行御史台的职能虽不能说纠察、镇遏二者平分秋色，但纠察为主，镇遏次之，却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中台的分设机构，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主要负责本监察区内的“纠察”与“镇遏”。江南行台“总十道以（接）[按]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