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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西方的种痘技艺是如何被传统中国接纳的？ 梁其姿来自?思想市场 1933年鲁迅（1881—1936)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他是在家里种的痘，而不是在种痘局，这“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他还记得痘官的睑，“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鲁迅印象最深的是痘官说的话，他一点也听不懂，像是讲的“官话”，而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鲁迅的回忆也告诉了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有趣的种痘细节：种痘局很普遍，但只是设在大的市镇上并有季节性；在人们可以选择传统人痘的情况下，牛痘还远未普及。鲁迅对本土传统的敏感具有代表性，但这里他却漏掉了中国牛痘接种的一个中心环节。在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时，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牛痘而言，应该将广州作为参照城市，因为这一种痘技术在19世纪初最早传入广州，也是在那里被人们率先广为接受的。 琴纳牛痘接种术（Jennerian vaccination）经由澳门和广州传入中国一事，人们多次说起，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时还细致入微。能见到的最早英文记述之一是马士（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该书1926年首次出版。这种说法在由王吉民（K.C.Wong)和伍连德（Wu Lien-teh)合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再次提及并有了更为细致的记述。在书中作者描述了1802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是如何在澳门进行牛痘接种的，皮尔逊比携带另一批疫苗的西班牙巴尔米斯医疗队（Balmis Expedition)要早一些年，并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种痘的小册子，该书由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翻译成中文，在广州十三行一位商人的帮助下，于1805年出版。该书也详细地描述了在1805一1810年间，由十三行商人在他们广州的公所（Public Hall)建起一个免费接种牛痘的善局，雇用了中国最早的一位痘师邱熺，他在1817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王吉民和伍连德以及用中文记述此事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9世纪中，这一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很顺利。 在本章中，我们将避开中国引种牛痘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宏大叙事，试图回答鲁迅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痘师是些什么人？在种痘传播过程中还有哪些人的参与？种痘局是怎样的机构？社会是知何看待这一新奇且是外来的技术？我们也将对广州，这一中国最早进行种痘公共实践的地方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换言之，一项新技术顺利地在19世纪一座中国城市进行传播，那么该城市会是怎样的社会结构？我们也将考察一座大都市正在兴起的医疗文化，这座城市不同于北京和上海，它远离帝制晚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然而却是一座商务和贸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的城市。 曾经有一种职业叫“痘师” 当时的痘师是些什么人呢？资料显示在澳门引入种痘之初，当地的广东人就成了主要的接种员。根据皮尔逊的说法，在巴尔米斯医疗队由马尼拉到来之前，“澳门（牛痘接种）极普遍，这是由葡萄牙接种员所做的，我自己也在当地居民以及中国人中种痘……并尽我所能，指导数位中国人（种痘）；他们为许多人接种牛痘，效果很好，就如同我在旁监督一样”。当时他又是怎样选择他的培训人员呢？“现在，已是痘师的中国人，基本上是那些正被或曾经被英国商馆（British Factory)所雇用的人。”第一批痘师“在广州以及附近农村的地区广泛地为人种痘”。米怜——伦敦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助手，也证实，当地的医生参加皮尔逊的正规课程，后来负责在广州的种痘善局。受雇或与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中国人也通过别的途径参与了种痘的引进。例如，翻译皮尔逊种痘的小册子，“是在一位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人协助下完成的”。 我们透过中文材料可以了解第一批痘师更多的情况。1835年《南海县志》有着与皮尔逊及马士相同的记述，并记载了在行商所建善局行医的痘师的名字：梁辉、邱熺、张尧和谭国。从另一种后来出版的县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以下三县：番禹、香山和南海——这三个县分別对黄浦、澳门和广州有管辖权。众所周知，1842年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被限定在以上这三个地方。如皮尔逊所说，四位痘师极有可能是被英国商馆所雇用或有与之联系。四人中间，我们对梁辉和邱熺了解的更多一些。梁辉，字国炽，在他的家乡《番禺县志》中有记载，是一位行善的富商：“闻西人有种牛痘法，取牛所患痘，剌人臂，数日即痂，无所苦。国炽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递传而至，费不赀。国炽无所吝，岁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谢。”我们还知道后来他离开善局，返回黄浦老家，很可能是继续从事牛痘的接种。 邱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