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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国企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国企的经营目标不是主流经济学中的生产者行为和厂商理论所假设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国企决策者不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是由国企的本性决定的。假如国企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必须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内管理、对外竞争,这样,国企的决策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即使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国企有足够的资金,往往会招来ZF和ZF官员要求其投资、甚至向他们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如果企业照办了,就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利润,如果企业不照办,企业的决策者就得罪了ZF和ZF官员并早晚会被听话的竞争者所替换。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者琢磨企业经营的时候,有很多的竞争者在琢磨他的位置。最终的结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企决策者将因为不适应国企的性质而被淘汰。? ? ? ??国企利益漏出的可能性国企的经营目标是企业内外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从企业获得的“漏出”利益的最大化。这里所说的“漏出”利益,从企业的角度说,是指非因正常经营需要而遭受的资源和利益的损失,从企业内外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角度说,是指他们从企业获得的非正常收入。国企内部控制人追求“漏出”利益,既有现代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一般性问题,还有国企特有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外部控制人是指对企业内部控制人具有控制力的党政领导以及其它部门(如人事、纪检、政法以及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他们从企业获得的“漏出”利益,通常是凭借其对于企业内部控制人的控制权,由企业内部控制人帮助其实现。国企内外部控制人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和模式从企业获得“漏出”利益。由于这些利益通常不合法不合理,因此,国企的目标函数具有隐含性,多变性和短期性等机会主义的特点。国企行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也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体现在生产函数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企业可支配的资源规模。尽管国企所受到的投入产出的技术性约束也是硬性的,不可能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突破,但是,与前述控制人追求其漏出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相联系,国企可能会因为控制人的利益而使得投入产出关系远远低于技术上可能达到的效率。从单个企业可支配的资源来看,因为国企的边界不确定,它可支配的资源规模随时都有可能会因为ZF的决定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者增加或者减少,因此,其资源规模约束也是不确定的。除了技术和资源方面的约束条件之外,国企还必须面临独特的行政性管制约束,这是因为,存在着内外部控制人追求漏出利益的冲动和可能性,所以外来的行政性强制规定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国企的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都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生产者行为和厂商理论的基本假设。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厂商理论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领域之一,其假设前提对现阶段的中国国企不适用,等于宣告了主流微观经济学对于现今中国经济的不适用。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对于中国的不适用,同时宣告了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于现今中国的不适用。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如何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主流经济学自然接受的假设前提,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企业行为上的体现,因此,主流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和厂商均衡理论只是研究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实现问题。现今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之中,生产关系正经历着不确定的巨变,既不是西方经济学中预设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时代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的资本主义,因此,中国需要研究当前生产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企业资源配置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明确企业配置资源的前提以及相应的机制,进而形成企业行为理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中国企业资源配置的前提中国企业资源配置的三个前提相应为:资源归名义上的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没有所有者,资源的日常配置权归国企内部控制人、重大配置权以及内部控制人选择权归国企外部的党政领导人,企业经营结果无人真正负责并存在以“漏出”等形式被私人占有的可能。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国企的供给行为由企业内外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利益最大化决定。我们的分析同样可以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展开。只要根据国企的情况给出其目标函数的明确定义,我们就可以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方式确定企业的产量,只不过,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是指企业内外控制人的、而不是企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内外控制人的利益函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以及ZF对于国企控制和管理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的国企领导人能够拿到的利益只有工资,因此,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在理论上只能表现为不断提高工资,只要工资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就存在着产量和工资无限膨胀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那时候的政策就只能违反经济规律地不允许企业自定工资,ZF必须要控制工资,甚至不能让工资与产量挂钩,把工资固定死。那时候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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