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输出导向：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的理性审视.docVIP

劳务输出导向：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的理性审视 　　摘 要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从劳务输出的视角而言，民族地区的脱贫主要解决贫困人口的转岗就业难题与“遗传性”贫困问题，构建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该模式主要包括职教扶贫对象的识别、职教人才的培养培训与职教成果的转化三个主要环节，其有效实施需要政策与经费的资源保障，实施与监管的过程保障，保教与保职的质量保障。 　　关键词 劳务输出；民族地区；职教扶贫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4-0052-04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工作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职教扶贫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逐步受到国家的重视。据研究显示，“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27%”[1]。在此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具有促进脱贫与防止“返贫”的功能。民族地区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以脱贫与防止“返贫”为终极目标，构建有效的职教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重要路径。职业教育本身是以学员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提升为导向，因此立足民族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现实境况，从劳务输出视角构建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愿景的实现。 　　一、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的逻辑起点 　　职教扶贫并非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实践审思。尤其把其置于精准扶贫政策境遇中，其实践导向尤甚。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核心任务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地区农民收益的问题，而增收的潜在假设是民族地区具有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潜力和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现实需求。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内涵诠释 　　精准扶贫是有别于传统粗放式扶贫的新概念，其不是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否定，而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6）》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是运用统筹、协调、分类的科学方法，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坚持全过程责任式管理，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的综合治理贫困新方式。”[2]精准扶持是对扶持方法有效性的规约，强调“精准扶贫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帮扶，而且要有教育、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帮扶。”[3]其“是为了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下降而必需采取的措施，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摆脱贫困的根本保证。”[4]然而，就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而言，当前的贫困主要属于相对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除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外，人口的教育水平、人口掌握技能专业性与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是提升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转变思想观念，推动就业的长效方式，与精准扶持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因此，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推动二者的相互衔接与支持，是把民族地区潜在劳动力转换成现实劳动力，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经济收益增加，推动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 　　（二）民族地区居民转岗就业的现实困境 　　民族地区贫困的本质问题表现为财富的创造与实际的财富消费不对等，即实际消费需求大于创造的财富总值。职业决定着居民的收入，因此为摆脱贫困，求职与转岗问题的解决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必要途径之一。“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5]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逐步加大促使推力与拉力共同增强，因此民族地区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已成为常态。然而，在这种“候鸟式”迁徙的背后，缺乏技术支撑的体力型职业的不稳定性使得多数民族地区居民收入不稳定，容易造成“季节性”贫困。如在建筑业不景气的境况下，依靠在建筑业做体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很多民族地区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季节性”贫困成为多数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常态。鉴于此实况，通过职教扶贫的方式促使民族地区靠出卖体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获得专业性技能，以此谋取相对稳定的职业，这有助于脱贫与防止“返贫”。 　　（三）民族地区遗传性贫困的恶性复演 　　据研究显示，全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提高到2012年的0.474，不平等程度增加了65%。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提高到2011年0.3897，增加了83%。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意味着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即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6]。具体表现为“遗传性”贫困，即贫困基因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呈现出家族特征。遗传性贫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贫困家庭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