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为什么会歧路亡羊？.docVIP

韩军为什么会歧路亡羊？ 　　最近两年来，以李华平、刘永康、王家伦、董水龙等为代表的一批语文教学专家和一线语文教师，对韩军的课例《背影》《老王》《雷雨》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使得韩军从多年的正面领军形象，一下子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反面”典型。虽然替韩军的教学和文本解读辩护的老师也不乏其人，韩军自己也曾撰文自我辩解，但这些辩护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真理越辩越明，为了帮助包括韩军老师在内部分教师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我觉得有必要对韩老师的课作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与剖析。 　　笔者发现，韩军的课，从《背影》《老王》到《雷雨》，始终都保持他一贯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认真地系统地解剖一下韩军的《背影》《老王》和《雷雨》教学中的弊端与错误，把这被韩军称为“清华三篇”（作者朱自清、杨绛、曹禺都曾在清华大学工作或学习）的韩版教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集中“会诊”，对于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一、五花八门的“人文歧路” 　　1.空泛苍白的“泛人文”歧路 　　韩军于1993年撰文《限制科学主义 张扬人文精神》，在全国语文界首倡“人文精神”，同时在实践上也力行他的“人文性”语文教学主张。他勤于写作，又四处讲学和上课，因此成为了语文界语文“人文性”教学的领军人物。 　　韩军老师的课的确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人文性”气氛，用韩军昔日论文中的话说“有一种人文精神的挥洒”。这种气氛是在一般老师的课堂极难见到的。这充分表现了韩军老师深厚的语文专业功底和文化素养。尤其他的课堂朗诵、表达和表演能力是相当出色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毫不费劲地看出，韩军的这种课过度地张扬了语文的“人文性”维度，很大程度上忽略和遮蔽了语文的工具性特点。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韩军的教学或理念，却割裂了这种“统一”，是一种剥离了工具性的人文性教学。 　　语文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人文学科，势必无法脱离人文学科这个“一般”，必须具有人文学科的共性“人文性”；但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个别”，语文学科更应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就是“工具性”，落实到具体的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就是要以教会学生掌握文本的语言形式为主。而韩军过分张扬和强调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实际上背离语文学科教学的学科本质与学科个性。他在张扬“人文精神”的时候犯了他所批评的“科学主义”所犯的类似错误――过分仰仗人文精神的挥洒，超过了限度，令其泛滥，从而遏制了语文的工具性目标的达成。 　　这种过于夸大和突出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的做法，可称为“泛人文歧路”。这在他的“清华三篇”的教学课例中有如下的表现。 　　在《背影》教学中，韩军整个课堂虽然有语文的字词教学，有一定的工具性的教学考量。但是，它们所占的份量十分微弱。总体上，他极力突出和张扬的是“生死意识”、“生命情感”、“生命哲学”，整个课堂是在做他自己的“人―生命―生命链―生命的意义―虚幻”的人文构建和人文渲染。 　　在《老王》教学中，韩军大谈“命运”和“幸运”思想，特别是别出心裁地抛出了他的“幸运十要素”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老王与杨绛的“幸运”与“不幸”的比较上。放在了愧疚之情的扩展性联想和发挥上，譬如让学生以杨绛的身份给老王写信，让学生模仿北京市长给死去的老王打电话，表达一种想象的“愧疚”之情。 　　在《雷雨》教学中，韩军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个“周”字，一节课围绕“周”字大费周章――从周朴园的姓开始，让学生用“周”字组词，然后围绕这些组词展开联想，他要表达的是人生是一个宿命式的“圆周”，人人逃不出这个“圆周”。而韩军这个教学，实际是针对《雷雨》整个故事和剧情展开的；而教材只是节选，节选部分的内容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支撑韩军所要表达的人物命运的“圆周”的这个“人生哲理”或“宿命论观点”。可见，他为了要表达他的“人文性”思考和思想，是不惜突破教材内容的框架和限定的。他这节课，本质上已经不是在教教材节选的《雷雨》，而是在对整个《雷雨》剧本进行他的“人生”和“宿命论”解读。他多次将并非教材的内容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学生，然后师生都念诵这些语段。譬如下面这段文字： 　　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的儿女都是好孩子，心地干净的，那么，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 　　实际上，这段文字并非教材中的文字，而是剧本后面的内容。简单地说，他这节课已经不是在教课文，而是在教剧本《雷雨》。他此课，可以说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