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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翻译接受美学研究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再是单一文化背景的主体参与。《红楼梦》的英译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先锋，肩负着更多的民族荣誉和国人期望。本文从翻译接受美学的视角下研究《红楼梦》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两种译本的读者接受性问题，探讨译文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会为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认同，进而促进中国优秀古典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关键词：接受美学；翻译接受美学；目标语读者；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01-02 　　一、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既存在音韵、节奏等外在可感知的形式系统，也存在情趣、意境、哲理等内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统，而这两种系统的相互渗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古典文学翻译面临巨大挑战。接受美学进入我国并不算晚，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杨武能在《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一文中就首次综合运用接受美学原理论述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译者→作者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1]。穆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习语翻译，接受理论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习语翻译研究中，他也引用了许多实例进行对比和分析，探讨了涉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2]。马萧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站在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考察了整个文学翻译的实施过程，着重研究了目标语读者对翻译过程施加的影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同时论证了语言与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的可接受性程度[3]。这些学者都运用了接受美学中的重要原则和概念，探讨翻译中译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所关注的翻译问题范围也较为广泛，并且解决了翻译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将接受美学引入古典文言小说的翻译研究切实可行，它会将研究目标转到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经验上。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的内容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许多方面，但原著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却给译者造成了巨大挑战。《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最为完整和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部译本问世30多年，无论是在译界还是在读者群中都褒贬不一。两位风格迥异的译者在翻译中都力图使译本易懂、通顺。比如霍克斯针对原作无定本的情况采取了“不符学术规范”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根据此本出现的叙述逻辑矛盾综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统的文字，以便译本有一个周全的叙述逻辑与一个完美的故事展现[4]。接受美学指导下翻译观反对传统文论只重视原著作者和原著作品的做法，更多地把翻译中心转移到译作和目标语读者身上。翻译研究毕竟是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四元动态的连续过程，并不是静止、保守、封闭、互不侵犯的领域。 　　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在接受美学的关照下，除了《红楼梦》的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尤其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而在读者和译者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翻译研究还要关注多元文化元素。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多元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与译者、目标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意义非凡，这使接受美学、翻译美学以及文化翻译学有机结合起来。 　　二、两种译本的接受性 　　对比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译本，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多采用异化手法，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克斯多采用归化手法，试图弥合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策略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和异质感，“译者所要做的就是让译作‘隐形’，以产生出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经过翻译一般”。而异化“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5]。 　　在《红楼梦》第一章节中，原文如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霍克斯在其译本中将其译作：“On the back of the stone was inscribed the following quatrain： Found unfit to repair the azure sky，Long years a foolish mortal man was I. My life in both worlds on this stone is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