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治水及朴素唯物主义关系探究.docVIP

我国古代治水及朴素唯物主义关系探究我国幅员辽阔，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水利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汉口文化依黄河而兴；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傍长江而启，其余等等，大体类似，无不显示我国文明发源与水的密切关系。 一、中国古代治水概述 有史可考的治水活动当推上古时大禹治水，其时处于部落联盟时代末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大禹子承父业受命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2]终使九川通海，水土平定，人民恢复正常生活。由于大禹治水成功，威信空前提高，他的儿子启借此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中国进入国家社会。 治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农业是国家经济重心，而水利又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通商、交通大半仰赖水和水道，因此水利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地位极其重要。国家生活许多方面与江河的关系更是密切，故有“治国必先治水”之说。春秋时期管子在提到水利的重要性时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3]强调治水是治国的首要问题。此后历代无不把水利建设列为国家兴亡之根本大事来抓，正如荀子所言“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等时熟，是天下之事也。”[4] 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水文气象也多种多样，流域面积在一千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则多达一千五百多条。从地形上看，有高原，特别是世界少有的黄土高原；有盆地、丘陵、平原。地跨温、热两气候带，气候各类，年降水量在东南部有多达一千五百毫米以上，西北部则有少至五十毫米以下。复杂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发展形式丰富，农业生产类型也各不相同。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农业离不开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5]境内河流众多，水灾也多，所以本文所要涉及的“治水”是广义上的水利开发，既包括对江河湖海的水患防治，也含有普通农田用水的灌溉排涝等，因此既有河流上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也有普通的农田用水，只有从这两层面上分析才能真正贴近我国古代治水的实际。 二、中国传统哲学概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6]起源于实践的哲学，总是由当时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而成的。由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就是说我国传统哲学，从最普遍、最本质的意义上，表达的是一种先民对传统农业，包括治水活动在内的理论总结。 传统哲学中以“三才论”为基本出发点，学界又称“天、地、人宇宙系统论”。“天、地、人”是中国古代对宇宙系统的基本概括，人们不论研究什么，总是从“天、地、人”这三个方面，对对象的属性加以界定，以寻它们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确认它们在宇宙系统中的位置，显示出东方特有的系统精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作为思考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 由于治水与我国人民生产生活关系紧密，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与人们的思想互动影响，前者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后者是形而上的理论概括，后来渐渐上升为我国的传统哲学，哲学再进一步应用到水利开发中去验证提高，二者紧密关联，环环相扣，互动影响。 三、治水与朴素唯物主义的交互联系 我国古代治水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关系甚为密切，治水以朴素唯物主义为最根本基础，后者在前者的不断实践中总结提高，虽然它总是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阶段上的补充完善，并且观点林立，但在其曲折发展历程中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未变。治水活动也因为有了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古代治水活动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本质主要体现在天人观和自然观两个方面。 （一）治水中的唯物主义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从夏商时期信奉敬天命而远鬼神的天道观，到春秋时期孔子的重人事，崇尚“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在天命面前，孔子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7]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开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天人关系的斗争也反映到中国历史上的治水活动中，治水是信天命，靠神佑，还是相信人类自身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这是天人关系在治水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想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并随之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的结果。 我国可以稽考的灌溉工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兴建的芍陂和魏国兴修的漳水十二渠，其中漳水渠尤能体现时代精神和进步意义。 漳水渠位于魏国邺地，即今河北磁县和临漳县一带。由于地形和降雨的特点，漳水暴涨暴落的特征严重影响邺地农业的生产发展。当地的土豪、巫婆勾结起来，利用洪水灾害，迷信和愚弄百姓，搞“河伯娶妇”祭祀活动，每年将选中的年轻女子惨无人道地抛入汹涌的漳水河中，结果邺地土地荒芜，农业凋敝。 战国初期魏文侯(？一公元前396年)任用当时著名的贤能之士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到任后，他一面严厉破除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动，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