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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带文学性的学术文章 　　“文体”作为文本构成的具体规格和模式，制约着作品内容（事料、意旨、情感）的选取，统辖着作品形式（体制、结构、语言）的全局。“文莫大于辨体，体正然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陈洪谟《文体明辨》）他把文体与文意、文气、文辞联系起来，认为辨体是作文和读文的一大规律。 　　文本阅读的“辨体”担负三重任务：一是辨语体，识表达；二是辨文体，识模体和变体；三是辨“道体”，识大体。对经典作品进行文体定位，既要兼顾内容、表达和功能三个维度，又要兼顾分类的层级性、差异性和相对性。评价孔子、曾子、子思创建文体的历史贡献，必须了解春秋战国前后的文体演变史。单看《论语》“悖体阅读”的历史教训，就知道要普及“适体阅读”，提高到“跨体阅读”，还要走多么长的路程！ 　　《论语》是什么文体？从表达语体看，确定为“谈话语录体”毫无疑义。单是“子曰”（包括“孔子对曰”）就超过400句（只有《乡党》《微子》《子张》三篇空白），占全书80%的篇幅。加上众弟子与时人的对话，语录在90%以上。《论语》的“语录形式”大体有“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对话、客观叙述”四种类型，其雅言和俗语共融，具有平易随和、琅琅上口、生动活泼、简练质朴、概括力强、用意深远等特点，开先秦“诸子语录体”之先风。从思想内容看，《论语》20篇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钩玄，无非是“为学、为人、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为人”。由此将《论语》判定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无疑义。然而《论语》的文体定位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追本溯源，你会发现，漫长的《论语》阅读史竟是一部曲折复杂的文体明辨史。 　　翻阅《论语》古代阅读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论语》读者，尤其是高层次的《论语》学者，如（魏）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宋）邢?m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元）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易培吉的《论语集解》、（清）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康有为的《论语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不论采用哪种注释方法，他们都把《论语》视为儒家的经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现、当代的《论语》阅读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语》的大多数学者，例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学勤的《论语注疏》、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安德义的《论语解读》、黄怀信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闫合作的《论语说》、于文斌的《论语类解》、程翔的《论语译注》、钱宁的《新论语》、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唐明贵、刘伟的《论语研探》、杨义的《论语还原》……依然坚守着“文章阅读”的光荣传统。 　　可是，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体系的东输，20世纪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既受益匪浅，又受害颇深。反映在文体阅读上，至今，不少专家的《论语》解读，高校的《中国文学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论语》教学，社会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学院”，都将《论语》视为“散文”。而“散文”是个飘忽不定的弹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来存在多角鉴别：一是与“韵文”对举的，通篇押韵的称为韵文，基本不押韵的称为散文。这个以语言声律有韵无韵为标准的划界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分类。二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一种文学文体。把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稍带文学性的作品全都归入散文范畴，这种“广义散文观”实际还是“无类的集合”，其宽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体分类的大小层级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说，文章和文学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层次分类，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分类；即使再把《论语》细分为“说理散文”“议?散文”“哲理散文”“学术散文”或“诸子散文”，它们仍属于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因为“说理”“议论”“哲理”“学术”“诸子”等只是定语，均从属于中心词“散文”，依然归入“文学”的范畴。如果归入“文学”的“狭义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独抒性灵”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围，那样与“实用文章”的界线还较为明晰。而包容学术、政论、史论、传记、志异、公文、骈文、辞赋……的“广义散文”则与“实用文章”混淆不清，结果失去了文体规范的实际操作意义。 　　一、视《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 　　所谓“悖体阅读”是违背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阴差阳错的阅读。如《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体上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她未能适应文章体裁的阅读方略，坚守“理论思维为主”和“科学阐释为上”的原则，而是习惯于艺术思维和超验想象，以印象描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