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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奇人的中国记忆
一个美国奇人的中国记忆他见过毛泽东周恩来,他在黎巴嫩支持真主党 富兰克林#8226;兰姆是个奇人。他的头衔是贝鲁特Sabra-Shatila 难民营基金会董事,美国人关注中东和平组织负责人,正努力帮助在黎的巴勒斯坦难民获得黎巴嫩公民权。他明确支持被美国政府视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为此,据他称美国使馆还通过黎情报部门“偷”了他的护照,并责令他回国。但兰姆置之不理,于是成了黎巴嫩的“非法定居者”,每天骑着一辆中国产摩托在贝鲁特街道上穿行 他曾担任泰德#8226;肯尼迪等多位参众议员的法律顾问,也曾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谋划策,同阿拉法特多次面谈。更神奇的是他还有过一段中国故事 “友谊”之旅 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下半年,那时他还在伦敦。期间,左倾的英中了解协会组织一批人从伦敦出发,先到基辅、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再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坐火车,抵达北京 那是一次完全的“友谊”之旅。中西关系刚刚解冻,曾长期支持与共产党接触的英中了解协会自然就最早得到了回报。兰姆一行去了小学、医院、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公社。每个小学生都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扎着红领巾,向访问团唱着《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 回伦敦后,所有人都写了游记,90%的人赞扬中国,相信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然而当他在1979年再次访问上海市第一工具厂时,负责人告诉他以前工厂生产是如何糟糕,而现在生产产品更快更好。对比第一次访问时负责人的谈话,他发现两次几乎完全一样,随即明白,这些话的可信度很低 兰姆回到美国后在俄勒冈州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8226;卡特赢得选举,随后他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俄勒冈州的代表。那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双方组织了很多学术考察团互访。而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党际交往成为最便利的交流方式。由于兰姆曾研究中国法制,而且在国会和民主党内人脉关系很广,因此总是能混进每一次的民主党中国访问团 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出版的1976年某期《China Quarterly》上看到,兰姆发表了1974年11月17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同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教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吴法官两个半小时访谈的记录。问题还挺尖锐,第一个便是“在多大程度上司法机关能独立于公安和国家公诉机关” 兰姆忘记了是哪次来中国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次也是一个民主党代表团。他回忆,跟周恩来会见是在故宫旁边的一个大院里,会见总共就XX年代后期。为了体现民主党的“中立”,兰姆的代表团先访问了当时仍然跟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中华民国”。在台北,他见到了蒋经国和蒋纬国。他说,蒋经国非常严肃,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很坚定有力。而蒋纬国虽然穿着一身军人制服,却举止比较随便,且时常谈起女人和娱乐,是那种典型的公子哥 这次台湾之行,两位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姆回忆说,有个年轻人的名字叫Soong,英语流利,非常聪明,而且很有政治抱负,几乎每顿他们都在一起吃。他忘记了Soong的中文名,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James 我告诉他,这个James Soong(宋楚瑜)后来成为台湾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兰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此人日后必定会脱颖而出 兰姆通过网上的照片认出,另一位叫Chan的年轻人是连战。兰姆形容他口才极佳,非常有说服力,思维敏捷。兰姆说连战当时曾向民主党代表团成员抱怨,如今国民党仍由一些老是想着“反攻大陆”、思想陈腐的老人掌权,不重用他们这些新生力量 此行结束后,兰姆深有感触。他惊诧于台湾当局官员的人才济济。很多官员都像宋楚瑜那样,英语流利,知识面广,才华横溢,举止谈吐不凡,还有着哈佛、耶鲁、伯克利等西方精英教育背景。而在中国大陆,他看到了无数勤劳而淳朴的工厂工人和人民公社社员,城市和乡村里众多的人口。他感慨,如果有朝一日台湾的智慧和大陆的劳动力能结合起来,那中国会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啊! 我问他是否见过一些很出色、很有政治抱负的共产党年轻官员,但兰姆想不起来了,因为当时他在大陆接触的人,不论是谈吐和穿着,都太像了 意识形态的力量 由于时间久远,而身边又没有当时记录的详细资料,兰姆向我讲述的中国印象,只是一些不连续的片段。他记得有一次,大概是70年代中后期他访问武汉,在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中方安排了一个神奇的参观项目。他们隔着玻璃看到一个大约30多岁的女病人正在做手术。病人躺在病床上,意识清醒,说明没用麻醉剂。病人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头部扎着几根银针。一块布帘将她的头颈和胸腹部隔开,医生肚子里取出一个橄榄球般大小的肿瘤。在场的所有外国人都对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中国针灸的神奇感到震惊 兰姆越混越熟,后来甚至混进了上海的华德路监狱(就是著名的提篮桥监狱)。组织考察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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