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和武汉长江大桥修建.docVIP

苏联专家和武汉长江大桥修建关于武汉长江大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在网上就有“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专家自己修建”，“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中国人发明了“管柱钻孔法”等说法。这些说法，我认为都不是很准确。我的父亲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修建的领导工作。在查找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根据他留下的一些资料和亲历此事的老同志的回忆，将相关问题尤其是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作一梳理。欲将天堑变通途 据历史记载，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6000多公里的长江上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后来到北洋军阀时代，北京大学桥梁系德籍教授乔治1930年一个叫华达尔的美国桥梁专家建议国民党政府进行筹建工作，国民党政府派人在长江上钻了几个孔，之后也无声无息了。1936年，钱塘江桥梁工程处又着手进行筹建工作，为了募集资金，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筹建工作不了了之。1946年与1947年，长江大桥筹建工作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同样没有结果 “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黄河、长江两岸人民吟唱的歌谣，表达了他们无奈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2年成立了大桥设计事务所，以梅春工程师为主成立了测量钻探队，取得第一手资料 后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成为“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不过，万事开头难，大桥的选址工作经历了许多挫折，先后作了八个桥址方案，专家们逐一进行了缜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大桥选址方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初步设计。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中南局领导关于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后，还饶有兴趣地登上黄鹤楼，视察了大桥桥址 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工程局，彭敏任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梅春、李芬、朱世源为副总工程师。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三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汪菊潜与梅春)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XX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9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 政务院决议公布后，滕代远带领铁道部有关人员到武汉向中南局汇报，并主持召开与省委、市委的协调会，再次讨论建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会后，滕代远分别与王任重、彭敏谈话，嘱咐交代工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至此，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正式启动 设计方案引风波 在得到周总理批准后，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全部建桥图纸、资料赴莫斯科，请他们帮助进行最后的鉴定。临行前，滕代远交代代表团负责人彭敏：“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第―个大桥工程，绝不能出差错。”接着，滕代远又嘱咐道：“你们出去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有情况随时向使馆和国内报告。我已告诉使馆，帮助联系参观他们一些建桥工地，多学多看些东西充实自己。”对此，彭敏回忆说：“这次谈话就像嘱咐一个没出过远门的游子那样细致周详。” 苏联政府对大桥设计文件的鉴定十分重视，指定了25位最优秀的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桥梁工程总局局长古拉梁夫任主席。鉴定委员会对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详细对比，反复研究。1953年8月7日，鉴定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际，滕代远正在莫斯科率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他抽出时间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最后，鉴定委员会终于通过我们的设计文件，并给予高度评价。回国后，滕代远又与铁道部有关领导、专家一起认真研究，修改、充实了九项意见，使方案更趋完美 铁道部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周总理迅速予以批准。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林是中国铁路职工的老朋友，早在1948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曾来到我国东北，帮助修建第二松花江大桥，支援解放大军人关。时任四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同西林就此首次合作。以后他们在修复陇海线洛河桥工程中又再度合作。西林这回是第三次来华帮助修建大桥，也是与彭敏的第三次合作。滕代远对彭敏说：“西林是你的老朋友，年轻有才华，相信你们一定能合作好。”“还要要求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配合好，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滕代远又补充了一句 1955年2月3日，滕代远主持召开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会议，聘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