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科考、仕宦举隅和他.docVIP

晋人科考、仕宦举隅和他从一篇宣传晋商的文章说起 自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播出之后，报刊与荧屏即吹起了一股宣传晋商的热风。重温晋商的辉煌历史，继承和发扬昔日晋商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晋商的宣传，应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本着对读者或听众负责的精神，使宣传真正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在宣扬晋商的时候说一些有违历史真实的话，说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这就难免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XX年4月3日的《山西广播电视报》上载有一篇《五百年晋商传奇》的文章（以下简称《传奇》）。文章于开篇第一句话之后即写道：“可是为什么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偏偏喜爱做买卖？”这样的话在全文出现了3次。山西人为什么喜欢做买卖？该文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晋商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在商号、票号里工作的人生活十分优裕，待遇十分优厚，出徒之后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工作满14年后，一年的工资就涨到100两银子。而更大的收入还是在分红。“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身股就是3厘，平均每年能分到1075两银子”，而清代的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不过是1045两银子。因此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山西人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做买卖上，山西的优秀人才都进入了商界，而不是读书考科举”。不是笔者多心，看到这些话，总觉得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尽管《传奇》一文不无可取之处，笔者亦无否定全文的意思，不过，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一心一意地要做买卖云云，实在是说得太武断、太绝对了。作者尽管剖析、赞扬晋商的激励机制好了，说山西人怎样爱做买卖好了，而不该再搭上一个山西人不读书、不做官的无稽之谈来加强自己的论点，从而使这篇《传奇》之作太离谱了 晋人科考举隅 先说读书。难道真如《传奇》作者所说，山西人“不读书”吗？否！ 看一个地方的人重视不重视读书，或者说某地之文风如何，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从古代来说，是看其兴学育人的情况，看一看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多寡，总该是一个标准吧。诚然，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山西远不及江南的一些省份，但也绝对不能说山西人不读书，不重视科考。据有人统计，明代山西有进士1231名①。清代康乾之世，在府州县学浸衰的情况下，兴起了创建书院之风，到光绪十一年，山西全省有书院111所，遍及各府、州、县，个别府、州的书院甚至还不只一所或两所。这些书院的一半或多一半创建于乾隆年间，最早的晋阳书院创建于顺治十七年。由于书院多建在府、州、县城里，不便于贫寒子弟受教，因此，不少村镇还办有义学，全省有义学385所②。义学之外，还有很多的私塾、家馆。由于学校办得多，特别是为习举子业而设的书院办得多，所以有清一代，山西科举中式者并不少。其中进士1456名，占到全国26391名进士的5.5%。举人6500名，副榜1000余名③。以县而论，像河曲县这样一个偏僻、贫穷、人口稀少的小县，都出过进士5名，举人19名，贡生8名，武进士8名，武举人17名（见新编《河曲县志》）。再看忻州（指忻州本区，即忻县），截至光绪六年④，中进士者39名，举人XX年以后，又有中进士者2名，中举人者7名，贡生2名，武进士、武举人各1名。按民国19年（1930年）编定的《太谷县志》，清代太谷县中进士者有35名，其中温忠翰乃同治壬戌科（1862年）探花。中举人者243名，贡生313名。至于秀才，则该是贡生的几倍了。另有武进士21名，其中榜眼、探花、传胪各1名。有武举人180名。至于武秀才，也应该几倍于武举人了。这，怎能说山西人不读书、不考科举呢？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作者没有提出一点证据吗？要说所谓的证据，就是山西没有出过状元（应指文状元――笔者），如作者所说，“清朝一共有100多个状元，但是没有一个山西人，甚至连偏僻的云南、贵州都出过状元，惟独山西没有。”不假，清代山西是没有出过状元，但也不是“惟独山西没有”。山西只出过1个榜眼、3个探花。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者怎么不顾出过那么多进士、举人、贡生的事实，而仅仅以没有状元为理由，说山西人不读书考科举呢？ 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推行了一千几百年的国家取士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多少莘莘学子得到选拔，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当然也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功名利禄。另外，也有不少中式者一生并未做官，或者仅做过低级教职官员，或者虽然官做得也不算小，但一生清廉，这些人其志就在于功名。官爵是功名，登得科第本身亦是功名。功名会使人身价倍增，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这是掏钱也买不来的荣耀（虽也有花钱捐得功名者，但不免为世人所轻）。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是一个穷秀才、穷举人，也会受到人们的青睐。所以，达官富室为了子弟登科成名，光大门第，不惜重金延师设馆，他们对老师优礼有加，待如上宾。山西第一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