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中国传统文化B.ppt

商汤举伊尹：传说商汤王访求到“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在他的辅佐下灭夏而得天下。 武丁举傅说：商高宗武丁访求到为人筑墙的傅说，拜他为相而天下大治。 周武王访求到渭水边的钓鱼老头子姜太公，拜他为相而灭商得天下。 而在中国，科举制度有力地帮助皇权压抑了贵族势力，科举官僚们依靠的不是世袭地位、名望等家族背景，而仅仅是以皇帝名义召集的科举考试，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也是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剥夺的。因此他们对专制君权有着天然的依附与畏惧。 相对来说，前期封建社会那些贵族士人倒显得更为自由洒脱、独立不羁，且看《世说新语》中对魏晋世族名士言谈风貌、精神人格的描写，他们绝没有明清时王公大臣们都俯伏在皇帝脚下颤抖的卑微之态。在唐代“牛李党争”中，非科举出身的世族宰相李德裕，比科举出身的庶族宰相牛僧孺更有敢作敢为的魄力。 在世、庶之分消失了的后期封建社会里，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皇帝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地卑微渺小的。 B、知识分子身体的囚笼思想的枷锁 中国历代帝王都知道控制知识分子、禁锢思想自由对于专制政治的必要性。唐太宗“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名言，真是道尽了科举制度作为知识分子囚笼的性质。 诗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通过科举制，统治阶级欺骗和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思不出儒经，终身沉浸于科场，将聪明才智消耗殆尽而别无他求。 科举考试“独尊儒术”，没有其他学术思想的立足之地，连文章的语言格式都有严格规定，从内容到形式都决不容许丝毫出格，也就是说将整个知识阶层的头脑都装入一个官方的既定模式之中； 科举考试竞争越激烈，限制越严，知识分子也就越易于驯服，对皇帝和上级官僚越卑躬屈节，这一切，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患上了软骨症，他们作为政治权力的依附者始终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意识，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的创造性思维。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 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 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简直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在前期封建社会，臣子篡逆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王莽、曹操、司马氏、王敦、桓温、刘裕、杨坚之流层出不穷。北宋以后，这种人物再也产生不出来，改朝换代的任务完全拱手让给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士大夫知识阶层的精神与活力在后期封建社会的萎缩。 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C、限制知识、人才的全面发展。 科举制从本质上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吸引到读经上来，减少了知识分子研究社会，研究其他学科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机会。 中国古代文化以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文学（主要是诗、文。并且文史学科也因此往往沦为政治的附庸）为主，但是在音乐、舞蹈、戏剧、造型艺术等方面却比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其他古老文化落后；直到明清 之时，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也未能达到古希腊、罗马的水平。 至于自然科学更不必说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比较发达，但几乎都出于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之手，被士大夫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 这些实用技术由于不能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确也只能停留在“奇技淫巧”的低层次上，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力。 像北宋苏颂、沈括，明朝徐光启这样的自然科学学者，在科举士人中只是极其偶然的例外。 当部分清朝士大夫领教了洋人“坚船利炮”的沉痛教训，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时，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反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苍白贫乏的内容。 D、腐蚀道德、败坏学风 应举是封建士人的毕生事业，而应举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揣摩窥测，言不由衷。 揣摩“圣人之意”，以便“代圣贤立言”，揣摩主考之意（到最高一级“殿试”便要揣摩皇帝之意），从这一点讲，科举之道正是做官之道，封建官场诀窍就在于“揣摩”，不会揣摩上司“哼哈”一声的用意，迟早会丢乌纱帽。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态、道德的这种腐蚀，其实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宋真宗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这等于明说读书中举不是要行孔孟之道济世利民，而是要使食、住、行、性等人生物质欲求肆意满足。 因此中国封建知识阶层就其整体而言，缺乏一种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