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利益.docxVIP

．善举应该得到酬报，不让行善之人蒙受损失。 抚卷于案，初对孔子的话语感到不解：义救鲁奴而不报账的学生受责备，同样是救人一命却收下谢礼的学生反得表扬。掩卷沉思，方觉意义深远。 看问题做事情应以谁为最大受益者为出发点。个人虽然收了贵重酬劳，但最大受益者却是国家和社会，孰大孰小，不言而喻。其实德与利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高树道德旗帜，使我们对一切与之稍有偏差的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 古人云：“格超梅之上，品在竹之间；德馨心必正，质雅品自高。”的确，道德是高尚的品格。从古到今，道德是永恒的话题，它是做人的基础，无德者不立。但是我们在推崇道德的时候又往往过激，好像道德与金钱是天生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似的，在评价某个人的道德是否高尚时总会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在金钱上，这是不智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自古法律用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而道德才真正意义上保证社会的秩序，而对道德的理解和评鉴又总能左右一个社会中普遍的思潮。而真正定义道德的是行为，可见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既是由于社会的规范，又同时可以改变社会面貌。孔子的两个学生正是一种对社会道德的行为定义，而孔子的指教正在于告诫大众：一种道德的诠释需要更全面地考量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就有先贤认为，人本无所谓性善性恶，就像水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孟子·告子上》）。而如何“决”，就是制度的作用。制度规定着人们利益取向，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道德的作用要求每个人都像品德高尚的“君子”那样行为做事，通过伦理的制度化，可以鼓励“小人”也去做好事。对“小人”而言，他可能做好事是冲着奖励去的，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毕竟做了好事。对“君子”而言，他做好事不是为了报酬去的，而伦理制度化则消除了他们因为做了好事接受奖励、却被人议论“沽名钓誉”而产生的心理成本。这样做，在全社会将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与社会风尚，使得见义勇为、失物归主都成为大家自觉的行为。一项好的制度不光可以杜绝小人的恶劣行径，更可以创造出人人追求美好的愿景。“人皆可以为君子。”人们对此问题更深一层的担心是，道德掺杂了利益还是道德吗？其实，道德不但不应该排斥利益，相反要尊重每一个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在现实社会中，道德是需要依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践行而得以实现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必须研究如何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愿意拾金不昧，其中利益就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做好事的成本过高，很可能就没有人敢做和愿做好事；而如果让做好事的人所产生的费用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奖励，就能让更多的人敢做和愿意做好事。付酬制度恰恰能起到这种效果，也是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制度。此外，不必将道德看作一种剔除了任何利益动机的纯粹利他行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正是通过多次的善行、善举，而最后形成善心的。因此，先鼓励人们的善行、善举，让人们在实践中体验拾金不昧和帮助别人的感受，最终将道德内化于心，恰恰是道德塑造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一些国家已有立法规定对拾得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奖励。比如，德国民法典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的规定相当详细，涉及了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义务、责任范围、拾得人的费用、报酬请求权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更分别以专条规定了费用及报酬请求权。例如，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500欧元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的5%；超过500欧元的，超过部分按3%计算；如果拾得物为动物，报酬为价值的3%。日本则制定了专门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5%，不多于物件价格20%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这些法规保障了拾得人的相应权利，在鼓励拾得返还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总的来讲，不应该简单地将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而应该去寻找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平衡点看看聪明的犹太人吧。他们在帮助落难的同胞时,不是把吃的喝的送到落难者的碗里,而是采用“自助”的方式帮助人。据说,假若是一个鞋商,他会先借钱让落难者在自己生意的“盲区”开设分店,并提供货源,等打开局面有了盈利再银货两讫。靠这种方式,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创造了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创造的“奇迹”:虽然不个个是富翁,但是在世界任何地方至少不会见到以乞讨为生的犹太人。 　　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的物权法规定,对拾获他人丢失物品并归还者,失主应该给予10%的酬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当人性的贪婪愈演愈烈的时候，当我们对于金钱的追求高于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反思，金钱追求与道德追求能否统一。纵观现实社会，我们所看到犯罪份子为了金钱利益不惜违背道德准则，一些人为了悍卫人类的道德准则的时候就必须要牺牲一部份的金钱利益。那我不禁想问，犯罪份子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