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漂移：现代文学的起点及其内涵论文.docVIP

　　界碑漂移：现代文学的起点及其内涵论文 .. 主持人的话： 在2007年第3期本专栏中，发表了陈思和先生的《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反响。本期发表的咸立强先生的《“自我”文学书写中的常态与先锋性》一文，以初期创造社同人“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为例，将各自呈现出来的文学常态与先锋的扭结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锋与常态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并也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社团运行轨迹的思考。 蓝爱国先生的文章，再一次阐释了他一直关注的文学史界碑的确立以及价值属性..，很具启发性。杨剑龙先生认为现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应该进入到一个去繁就简、由多至少的经典化过程，并认为个人治史对于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人们梳理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温儒敏栾梅健） 对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自50年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基文学史写作范式以来，无论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将现代文学的开端定格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区间，并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成熟标志。但随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这种“五四”开端说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混乱。不同研究者往往依据不同的理论立场、观念见解作出各种不同的划分方式，不过总体而言，现代文学不断向所谓近代文学（晚清文学）的领地拓展却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本文阐述的重点则在于，纵观各家说法得出重要结论：现代文学既有的起点界碑已经明显处于颓败状态，我们何不推倒重来，以确立新的现代文学讲述方式？ 越界之旅：现代文学的起点位移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与隔膜，可以说，大陆学者的现代文学史发生观就从来没有被海外汉学界接受过。诚如李欧梵所言，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不是在‘五四’，而是在晚清。”(2)在他执笔写作《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文学部分时，李欧梵这样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后，李欧梵更以现代性理论、安德森“想像的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支点，论述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中国的现代都市想像、都市现代性之开创等方面的历史关连(3)。李欧梵的观点虽然出现较早但并未在大陆形成多大影响，反而后来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足以让大陆学者眼界大开。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他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4) 尽管王德威研究目的只就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索，而不在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但从其论述的晚清小说对象看，其实他已经把现代性文学的写作推进到了鸦片战争时期(5)，从而对我们思考推倒重来、确立现代文学的起点极富启发意义。 大陆文学史发生观念的意识形态疆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世纪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创新说法中已经被渐次突破，但后意识形态时代更为激烈的现代文学史起点之争则在21世纪初期才宣告到来。这些文学史起点论证的学术理路各自不同，有的是从具体文学现象分析入手，有的是从文学史理念角度涉入，有的从通俗文学反思角度出发。 章培恒以《中国文学史》确立的“人性解放”标准来探讨现代文学的开端问题。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6)一文中，试图对“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作出区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始于20世纪初而非始于1917年。“新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只是20世纪初文学的发展。他先是从文学精神和艺术特征入手，界定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是人性解放的要求；二是自觉融入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追求。接下来，他考察了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认为此一时期已经存在与上述三个特征相通的因素，“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其后，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7)一文，赞同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进行区分，并对章培恒所述的三个特征进行了补充，论述了民初出版等“边缘性因素”，进一步论证了“20世纪初文学”作为“开端”的理由。郜元宝则倾向于将现代的上限定在1907年左右，他指出，这主要是考虑到此时的鲁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