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论文.docVIP

　　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论文 【内容提要】在西方，文学自我的生成始终建立在肯定性的主体精神之上，而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自我则向来缺乏自足自律的生长土壤，始终默认并遵守着传统价值的运作法则。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们则在西方审美自律的远景影响下，消解了中国新诗主流阵营中僵硬的历史决定论，将正常生活中的历史经验深化为个人化语言的美学经验，有效地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化自我的抗争，也保留了文学自我中的集体意识为有效的客观对应物。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九叶诗派/文学自我/历史意识 【正 文】 中国现代诗的尝试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西方现代诗潮的结果.free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204. ） 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自我”试图超越感性自我的含混迷茫，它不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感知世界，而是以文本主体的超越精神获得与一体化的现实相对峙的个别性。 而汉语传统语境中的“我”或者“个人”从来就缺少西方式的自我规定，安敏成曾断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作者如何高超地使用(他或她的)技巧，私人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诗歌更应该被看作是能够被分享、被公共化的情感激流的透明载体。作为一种普遍的、可交流的人类感情(而非私人激情)的表达。”（注：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在五四时期对于现代的“我”的专注中，很少有对艺术自主性所反映出来的真理性内容的关心。所谓现代的、具有个性的“我”在文学中的披露，往往体现为抵抗既成的政治、经济等压抑力量的盾牌。譬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文学对于建立新文学发出的口号均以对比方式出现：“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1日)。） 在这里，文学对自我声音进行书写的目的是在促成某种公共的文化、社会价值的转变。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自我”或者“个性”的归依之地究竟在何处，经历了不断的阐释过程：从徐志摩式的主情主义到郭沫若式的自我爆发到王独清式的“世纪病”以至何其芳、郭沫若“转向”之后对自我意识的湮灭。所有的这些“自我”都同样证明了当东西方发生面对面的文明遭遇之时，传统的自我意识始终不能成熟到拥有一个自足自律的基础空间，其在文学上的构造因受到社会现代性的挤压，总是象征性地被转化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力量，每当这个现代性国家出现新的方向时，“自我”作为一种语言策略的表达就会应时而变，甚至最后达到自我消灭(融入“大我”)亦在所不惜。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新诗人对于外国作家的追摹往往采取一种随机的、任意的态度，像郭沫若崇拜的诗人就包括雪莱、惠特曼和歌德，而他仿佛从未想过这几个作家彼此创作个性之间的巨大差异。鲁迅在其杂文中讽刺那个时代的文学论争是：“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注：鲁迅：《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便是说明语言主体内涵的匮乏。除了周作人等少数头脑缜密的作家之外，很少有作家对超越性的“文学自我”与日常化的“人格自我”之间的差别作出学理上的讨论。 以上的概括固然简洁，但它付出的代价是以绝对的西方理论预设来笼罩复杂多变中国现代化历程。我们要承认这一做法并不公平。即使在西方，纯粹超越意义上的“文学自我”也并未获得过完全的胜利，它只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模式”，行动者作为实践目标努力趋近的一种逻辑假设。就历史层面而言，现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只可能基于其本土资源以及独特的历史际遇方能展开，因而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审美现代性的情境以及经验内容也必然与逻辑层面的西方审美意识大不相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不局限于“文学自我”在西方语义上的规范定义，而得以对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流变进行探索。 二、寻找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 在中国“五四”一代的作家那里，“自我”的定义总是蕴涵了对公共集体价值的关注，即使是创造社浪漫主义式的自我表现也希图以某种方式推动广泛的民族复兴，像郭沫若的《女神》赞颂的就不只是个体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再生；而郁达夫的《沉沦》中，个人的羞耻也只有民族未来的强盛才能治愈。“自我”的解放意味着从旧的、麻木的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这一存在与个体和传统背景之间紧张关系之上的自我概念实际上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意识相关联。历史意识意义上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与传统判然有别的时间意识，这一新的认识论塑造出了“五四”一代要担当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的“英雄自我”，将个人英雄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