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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与文本突围——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的文本姿态及价值突围 ( 2012年6期《民族文学》) 蔡晓龄 冲突是什么？其实就是不同价值间的残杀。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自由选择的时代，因此也必然是不知所从的时代。作为一个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某个少数民族的作者，他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承载着现代文明附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负。他们跟汉文化的关系在根部纠缠一体，用汉语写作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必然选择。他们大量接触过西方文学名著，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和艺术观念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同时代其它民族的作者的创作（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作为区域历史的最重要特征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强烈，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艺术表现上的相似性。然后我们看到了作为民族作者所担负的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冲突，首先它表现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变异，其次它表现为作者自身文化观念的深刻裂变。我们看到了围绕少数民族作者形成的种种影响因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系统，任何系统的运作都有其科学的规律，并表现出一系列重要的态势。在这一系统中活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也相应显现出了几种典型的文本姿态。 一 远观与固守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和哈尼族诗人艾吉是其代表人物。鲁若迪基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家乡与乡亲，《果流》是生养他的村子，《思布炯神山》是怀抱果流的那座大山，《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是他那些单纯善良到极点的兄弟姊妹父老乡亲一尘不染的灵魂，《给爱人》则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一个男人的刻骨柔情与致命缠绵。我们再来看看艾吉的诗集《山上》：《在牛马中间》；《我梦见自己变成梯田》；《我很少到昆明》；《哈尼话》；《吃新米》；《狗》；《远处的叫魂声》……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在那方水土的深处跋涉，陶醉，欢歌，狂饮，并因此感到无限幸福。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的视野被框范于一个小小地域，这会使他们在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时候受到种种桎梏。维特根斯坦说过，“把世界体会为一个有界的整体，这就是神秘所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有界才有形，所谓有界，指的不是空间大小，而是那个所创世界的独立性与唯一性。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中诚恳地宣布，“诗人，是人群的负数，是物体朝着腐殖质的趋向性，和它对未知的黑不见底的可怕热忱。”这里夸赞的是诗人的偏执。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坚持与固守，这可怕的热忱会使我们最终触摸到真理的脊梁。价值是在坚守中成立的，那个古老有靠的传统世界与诗意乡村的全部温情正在远离我们，正因为如此，诗人们的固守才尤其珍贵，他们守住的不仅是爱的热度与光亮度，也许还包括我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基本的理由。 二 隐形与它融 娜夜与夏雨是两位引人注目的满族女诗人。她们似乎不满足于做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和代言人，她们的民族身份在作品中完全隐退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女性智者的文采风姿。娜夜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她的诗作跟当代最优秀的汉族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其质地与美感照样脱颖而出。她的诗越写越短，内在的呼吸却越来越急促。《飞雪下的教堂》只抓取了教堂的塔尖和办公室之间的对峙，那种眺望与俯视的张力令每一个现代人不寒而栗。《交谈》写交流的悲凉与抽空，交谈比不谈更加难以承受。《在梦里》思索的是诗人们的自杀，她把自杀命名为使死亡失效的唯一方式。这些大胆而独特的思想在表达上的老辣练达与语句的简洁单纯奇妙地糅合得天衣无缝。中国最典型的地理风景一是乡村，二是小城，夏雨是小城经验的书写者。她最大的优点是命题的随意性和生存体验的视觉化，再就是形式上似乎天然生成的那条忽松忽紧的不规则链条，信手拈来的意象任意编织在链条上，使她的链条不仅舞姿诡秘，而且响声奇异。娜夜夏雨们的隐形一是指她们渐渐远离了自己的本民族人群，二是指她们已经融入了它文化并成为了它文化的杰出代表，不知觉间完成了一场身份置换而没有任何不适感。无疑，她们给我们带来了审美的愉悦甚至狂喜。 三 史诗宏构与民族经验复制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羌族诗人羊子、撒拉族诗人翼人在不同地域与人群中沉醉于对民族生存经验的复制与再现的宏大工程。“精神创造者都背负着几乎一致的集体命运，即通过某种途径（或者说是天梯的意义，在诗歌那里称之为语言）与精神本体发生着隐秘的联系和沟通，这也就决定了黑暗和匿名之于严肃创造者的基本特征和残酷检验，也肯定了神圣属性在个体生命中的秘密显迹，尽管我们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非常清醒地感知到在深夜的寂静里从四方涌来的不同时代的臂膀。”（刘泽球：《网络时代的精神炼金术士》）这种庞大无际的消耗的痛楚体现的是人类命令世界与美停下来的最高野心。从《神曲》、《浮士德》